少年中国评论

美国左翼学术的新趋向：危机时代的激进想象力

高流 — Sun, 13 May 2012 18:45:26 +0800

作者：林晖

文章转自实践与文本http://www.ptext.cn/home4.php?id=4647

　近 20 年来，美国左翼学术力量总体上处于守势的局面没有多大变动。从 20 世纪 90 年代直至21 世纪最初的几年，国际政治格局，尤其是大国间的政治格局发生了重大的变化; 对西方国家政治话语垄断权的外部威胁被削弱，这也带动了其经济话语权地位的进一步提升，加之新技术的普遍运用，推动了发达国家新一轮的经济增长。在此期间，美国国内经济经历了长达 115 个月的连续高速增长，低失业率和低通货膨胀率甚至同时并存。当然，尽管美国经济经历了这轮强劲的增长，但在这种增长的背后，却始终潜藏着一系列严重的威胁。这些威胁既有来自经济领域本身的，比如不断扩大的巨额财政赤字、低储蓄率、过度消费、贸易逆差、负债融资，等等; 也有来自经济领域之外的，比如贫富差距拉大和加剧、社会公正屡受质疑、伊拉克战争和阿富汗战争的持续，等等。

　　经济数据的增长在一定程度上掩盖了原有的社会矛盾。与此同时，这一时期的新自由主义，不但在美国经济政策中扮演了极其重要的角色，也在很大程度上影响并且遏制了美国左翼学术力量( 包括美国马克思主义) 的发展。但是，随着 2008 年经济危机的全面爆发，情况发生了逆转。左翼学术似乎又进入了新一轮的活跃期，相关著作大量出版，马克思著述中的一些基本判断和马克思主义的一些核心概念再度成为学术研究和讨论的热点。比如：对于《资本论》的重新解读、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大纲》发表 150 周年的相关论文、葛兰西研究的热潮、列宁主义的“复兴”，等等。

　　“全球左翼论坛( LEFT FORUM) ”是美国最重要的左翼年度学术活动之一，具有左翼学术风向标的性质。自 2007 年以来历届左翼论坛的主题分别是： “锻造激进政治的未来( 2007) ”、“大厦之破裂( 2008) ”、“转折点( 2009) ”、“无法把握的中心，重燃激进想象( 2010) ”、“走向一种团结政治( 2011) ”、“占领制度：对抗全球资本主义( 2012) ”。上述主题的集中程度以及重心的逐步变化，较为真实地反映了近年来美国马克思主义研究的主要关注点，同时也从一个侧面反映了这种研究的真实处境。

　　马克思主义研究的鲜明特点在于其不但是对现实的批判，而且是对于实践或行动的指导，即不仅具有批判性而且具有策略性。从批判的角度来看，近年美国左翼学术研究的主要关注点在于对全球资本主义危机的总体性判断和总体性剖析，并从这种剖析中引发出对资本主义制度本身的总体性批判。从行动策略的角度来看，近年美国左翼及马克思主义研究的真实处境并不尽如人意，在看似极为利于左翼的历史情势中，左翼运动的战略或策略却大多建立在过于乐观的形势判断上，但这种判断并不能真实反映 2008 年之后美国社会的现实发展趋向，这使得这类策略面临多重质疑，更谈不上落实; 此外，这类策略的最大问题仍然在于，其在理论上不得不依附于其批判的对象，缺乏真正的独立性。在这样一个总体性危机的时代，美国左翼知识分子的“激进想象力”被再度激发，同时又处境尴尬。除了每年召开的“全球左翼论坛”和由《重思马克思主义》杂志主办的两年一次的国际学术大会之外，美国左翼知识分子和马克思主义学者近年出版的著作，以及《每月评论》、《重思马克思主义》、《科学与社会》、《新政治科学》、《批判》、《社会主义和民主》、《激进政治经济学评论》等刊物也较好地反映了近年来美国左翼学术研究的新趋向。

　　一、从危机的总体性到批判的总体性

　　2009 年初，著名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家、美国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的罗伯特·布伦纳( RobertBrenner) 接受了媒体采访，在被问到“当前的危机是否可以像许多媒体和分析人士所指出的那样，被归为金融危机”时，布伦纳回答道： “这些分析人士从他们自己的立场得出结论，把危机归于银行和证劵市场，尽管这一点可以被理解，但是问题必须被引向更深的层次。”同一年在纽约召开的全球左翼论坛的开幕式主题是“当前的危机：经济、政治、环境、文化”。这一主题所传达的意图以及布伦纳的上述看法，都在于揭示出这场危机的总体性和根本性：所谓的危机，不仅仅在于这次金融危机，而是以美国为代表的西方发达国家从整体上陷入了一系列政治、经济、文化和生态等严重的危机，以至于这些国家所依托的制度本身，不仅无法满足民众的广泛需求，甚至也无法继续复制其剥削形式，无法再有效地推行其强制性的意识形态霸权。批判的矛头直指资本主义制度本身。

　　相同的总体性危机意识和对于探寻未来发展道路的迫切要求，在美国左翼学者近年发表的相关论著中，首先表现为对当前危机的全方位的反思和批判。所谓总体性危机，当然就不单纯是经济危机，它本身也并不单纯由经济危机所造成，而是由经济危机所引发，这些危机广泛存在于人类活动的主要领域。

　　在这些危机中，经济议题当然是最为突出的话题之一。布伦纳在上面提到的那篇采访中指出：如果仅从经济的角度而言，当前这场经济危机，其实是根源于 20 世纪 70 年代以来的全球制造业的产能过剩。产能过剩导致了实体经济的利润率持续下降。而西方发达国家出台的一系列刺激经济的政策却不以解决产能过剩问题为目标，而是仅仅以挽救利润率为目标，甚至不惜以形成金融泡沫的代价来刺激经济增长。这种以维持利润率为唯一目标的经济对于借贷的依赖性不断增强，从而造成了资产价格不断走高，最终酿成今天的危机。

　　在对于本次经济危机的各类反思中，尤其是来自左翼的反思和批判中，新自由主义成为众口一致的标靶。比如美国巴克内尔大学经济系的埃尔多安·巴基尔( Ergodan Bakir) 教授和美国犹他大学经济系的阿尔·坎贝尔( Al Campbell) 教授合作撰写的题为《新自由主义、利率和积累率》的文章，具体分析了新自由主义与经济运行中的利率要素和积累率要素之间的关系。他们在文中指出，近几十年来，资本主义经济运行体系中的利润率和积累率之间的差距不断扩大，而这与新自由主义政策有着紧密关系。几乎被经济学家们普遍接受的一个观点是，资本主义当下的新自由主义经济结构的投资获利的增长，要低于资本主义在二战后的经济结构的投资获利的增长。这与新自由主义背景下的相关政策取向有关，即不断引导利润从非金融部门向金融部门转移有关，这就导致了用于积累的利润不断减少。而在马克思的体系中，增长与投资是辩证相关的，它们互为因果。另一方面，投资也与利率辩证相关。马克思主义者们以及其他经济学家们认为，利率既是一种资本主义经济健康的关键的决定性因素，同时也是其健康的指示器。

　　此外，在美国左翼学者看来，这场危机也给人们重新阅读并思考马克思带来了一个机会。比如，美国马萨诸塞阿默斯特大学经济系教授斯蒂芬·雷斯尼克( Stephen Resnick) 和理查德·沃尔夫( Richard Wolff) 共同撰写了从马克思主义角度看待这场经济危机的论文，标题为《经济危机：一种马克思主义的解释》。在这篇论文中，他们通过对劳动生产率、所获工资、个人债务等问题的分析，揭示出这场危机背后的资本主义社会的结构性病因。并指出，当前采取的凯恩斯主义的经济政策，归根到底只是在资本主义体系内部寻求调解。如果不能改变社会阶级结构，就无法真正解决危机。又比如，美国马里斯特学院的安·戴维斯( Ann Davis) ，则从马克思的角度讨论了国家在经济运作中的作用，他的文章题为《马克思与混合经济：货币、储蓄和国家的角色》。戴维斯分别阐明了关于货币的异端观点; 马克思的货币理论，包括：作为一般等价物的货币、国家的角色、积蓄; 金融循环; 国家在宏观稳定中的作用; 公共财政; 商品拜物教; 国际性的维度，等等。他得出的结论是：国家货币可以成为资本主义积累的工具，成为国家权力的投影。尽管有着“自由市场”的修辞和公私区分的规则，但国家的作用在当前的危机中日益突出。

　　大卫·麦克内利( David McNally) 于 2010 年出版了《全球性暴跌：危机和抵抗的经济学与政治学》。此书考察了全球性金融崩溃，并且把这种崩溃看作是资本主义在新自由主义阶段的第一次体系性危机。麦克内利认为，这一危机远未结束，并且极有可能引致世界性范围的严重的经济与政治动荡。我们可以在资本主义的那些基本特征之中发现这一危机产生的根源，但是却不能认为资本主义的源泉仅仅在于无管制的金融体系。为此，麦克内利详细描述了新出现的不平等模式和资本积累模式，尤其是在第三世界国家中出现的模式。在他看来，对于这一历史阶段的世界经济的“金融化”的阐明，可以揭示出国际金融市场与债务及掠夺之间的复杂关系。通过对世界各国央行的大规模干预以期阻挡另一次大萧条的举措的分析，作者指出，在避免全面崩溃的同时，这些干预措施却使得穷人和工人阶级民众承担了危机的大量后果：失业、贫困和不平等状况的持续增长、社会公益计划的消减，等等。

　　除了经济危机，环境和生态危机也是近年来美国左翼学者们热议的话题。当然，他们在关注环境和生态问题本身的同时，批判的矛头指向了导致生态危机的根本原因———资本主义制度。这种批判的代表是俄勒冈大学的约翰·贝拉米·福斯特( John Bellamy Foster) ，他近年发表了《生态学革命：与我们的行星言归于好》、《生态裂口：资本主义对地球的战争》、《财富的悖论：资本主义与生态结构》、《每个环保主义者都需要对资本主义了解些什么》等一系列论著，探讨生态危机与资本主义的关系。比如，在《每个环保主义者都需要对资本主义了解些什么》一文中，福斯特指出，资本主义体系从根本上已经无法应付由世界性气候的变动给地球上的生命所带来的威胁。因为这些问题是由一种建立在经济扩张基础之上的经济体系的活动所导致的。这种经济上的扩张，必然要求向外寻找原材料、廉价劳动力和新的市场。当然，有限的自然资源最终会被找到，但是绝大多数的商业行为都是目光短浅，其制定的计划不会超过 10 年。在他看来，所谓的绿色资本主义也必须接受严格的审视，这种模式或理念包括更好的技术、更干净的动力、更广泛的能源措施以及排污权交易安排等。然而，福斯特却并不认为绿色资本主义是上述危机的可行的最终解决方案。在他看来，只要在资本主义体系中，上述方案在应对日益加重的环境问题上最终还是无能为力的，解决问题的唯一方案仍旧是社会主义。

　　此外，2008 年的世界性饥荒引发的粮食安全问题，引起了大量讨论。《每月评论》2009 年 7—8月合集的主题是“粮食危机”。佛蒙特大学的弗雷德·麦格多夫( Fred Magdoff) 和康奈尔大学的布雷恩·托卡尔( Brain Tokar) 撰写了《处于危机中的农业和粮食》一文，探讨了粮食危机的根源。他们认为，造成粮食价格峰值的原因，包括玉米和大豆转向供应畜牧业，公司对于粮食生产的所有领域进行集中控制，粮食作物转向供应农业燃料生产。转基因生物技术的农作物使得农民越来越依赖于杀虫剂，这引起了小农场主、环保主义者和公共健康倡导者的反对。对于农业造成的最大危害来自自由市场及其意识形态，大公司对粮食生产的控制日益加强，已经使得世界性饥荒的威胁可能性大大加强。康奈尔大学社会学系的菲利普·麦科马克( Philip MaMichael) 撰文分析了历史中的世界性粮食危机; 农业和贸易政策研究所的索菲亚·墨菲( Sophia Murphy) 则强调了农业中的自由贸易的不利影响; 格拉斯哥大学经济地理学教授黛博拉·费伊·布莱森( Deborah Fahy Bryce-son) 谈及了撒哈拉沙漠以南非洲正在消失的农民和全球粮食危机; 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的农业生态学教授米格尔·阿尔迪耶( Miguel Altieri) 强调农业生态学与小农场及粮食主权的关系。此外，埃塞克斯大学的朱尔斯·普雷蒂( Jules Pretty) 以《生态农业能够养活九十亿人吗?》为题的论文，讨论了生态农业和建立在工业化原则基础之上的农业体系的发展。他认为，尽管农业领域集约型生产得到发展，但仍旧只能有限地减少饥饿人口。自 1970 年以来，人均粮食消耗已经增长了百分之十七。农业体系必须向可支撑和可持续的方向转变。

　　当然，除了上述经济危机、生态危机和粮食危机之外，宗教问题、战争问题、种族问题、性别问题、劳工运动问题等，也构成了美国左翼学者眼中当前总体性危机的组成部分。对于人类在当下所面临的总体性危机的共同意识和对此种危机的根源的反思，使得他们的批判指向了危机现象背后的资本主义制度本身。

　　美国犹他大学经济系教授李明启( Minqi Li) 撰写的论文《“历史的终结”的终结：资本主义的结构性危机与人类的命运》，较为全面地把资本主义本身的危机看作一种结构性危机。按照李明启的说法，自大萧条以来，全球资本主义正处于最大的危机之中，甚至连世界的统治精英们也不再怀疑一个重要的历史性转折已经到来。新自由主义的资本主义发展阶段走到了终点。这将证明所谓“历史终结说”本身的终结，并预示着全球性的反革命时代的终结。李明启在文章中分别阐述了1914 年至 1945 年期间的私人垄断资本主义的危机、2001 年至 2005 年期间的新自由主义危机、石油峰值与全球性危机阶段、全球性阶级斗争的战场，以及气候变化等主题。在最后，李明启指出，未来十年的全球性的阶级斗争，会决定世界资本主义当下的结构性危机将如何最终解决。他指明了三种可能的结构：首先，随着另一个资本主义体系的成功再造，危机将被消解; 其次，全球性的阶级斗争将彻底颠覆资本主义世界体系; 最后，全球性的阶级斗争还将为一种新的全球性体系的兴起铺平道路，这种体系是建立在生态可承受性和满足一般人口基本需求的基础之上的，是一种高层次的经济、社会和政治民主。

　　2009 年 4 月 2 日，就当时在伦敦召开的 G20 峰会，全美广播电视展播节目“今日民主”( Democ-racy Now) 邀请了著名马克思主义学者大卫·哈维( David Harvey) 做了题为“金融危机和新自由主义”的电视访谈。在被问到当前的危机对于资本主义的未来意味着什么的时候，哈维把资本主义描述成为“非理性地使其合理化的那种体制”，并且提到了“现在该是我们挑战整个基础的时候了”。

　　面对这种“非理性地使其合理化的资本主义”，美国左翼学者的回应之声大体是一致的。迈克尔·莱博维奇( Michael Lebowitz) 的《人类发展之路：资本主义还是社会主义?》一文的标题正是这种态度的体现。莱博维奇指出，发展的前提是充足的粮食、良好的健康、教育，以及人民自己做主的机会。全面的发展，即能够使得人类潜能全面发展的社会，才是社会主义者的目标。在论文开篇，莱博维奇写道： “如果我们相信人民，如果我们相信人类社会的目标必然是‘确保人类的全面发展’，那么可供我们选择的就非常清楚了：社会主义或是野蛮。”

二、激进想象，或革命式乡愁

　　在危机时代，左翼从来不缺乏激进的想象力，所缺乏的只是支撑这种想象力所需要的稳固基础。这种基础既包括理论上的严密构想，也包括实践上的有效规划。

　　在危机时代寻找一条可能的出路，成为美国左翼学者们的迫切任务。为了找到这条出路，首先必须在理论上有充分的设计和论证。2010 年出版的莱伯维兹的《社会主义者的选择：真正的人类发展》一书，正是这种论证的尝试。莱伯维兹提出，一个好的社会，就是一个允许人类的潜能充分发展的社会。他论证这样一个社会是完全可能的。而资本主义却没能成为这样的一个社会，只需要大致查看一下其主要特征就能得出这样的结论。在资本主义社会中，第一位的并非人类的发展，而是极少数人的私人财富的积累。在私人利益和人类发展之间一旦出现冲突，那么私人利益必会居先。莱伯维兹同样批评了某些自我宣称的社会主义。在他看来，一个好的社会必然具有以下三个特征：生产资料的社会占有; 社会生产由工人控制; 社会需求和社会目的的满足。他认为，这三个要素之间是相互影响和相互加强的，同时，他也提出了这些要素如何发展并具有自主性的问题。在书中，莱伯维兹也对下列事物提出了独特的看法：财富的性质、利润的非法性、工人控制企业的缺乏、劳工的划分，等等。

　　此外，“共有”问题，也是美国左翼学者近年来特别关注的问题。在不少左翼学者看来，“共有”既与人类的历史以及现实的政治处境相关，又与试图摆脱时代危机的激进想象的指向相关。迈克尔·哈特( Machael Hart) 和安东尼奥·内格里( Antonio Negri) 认为： “在今天，至关重要的共有概念到底是什么……事实上，与我们在资本主义的历史中所经验到的相比，今天的我们已经参与到了一种更加彻底和深刻的共有性之中了。这个事实就是，我们参与到了一个生产性的世界之中，这个世界是由相互交流的社会性网络、互动性服务以及公共语言所组成的。我们的经济现实和社会现实，更多地是被合作生产性服务和关系所界定的，而只是在较低程度上被物质对象的生产和消费所界定。不断增长的生产性意味着对于相互协作和相互交流的共有性的建构。”

　　围绕“共有和公社的形式”的主题，《重思马克思主义》2010 年第 3 期刊登了系列专题讨论文章，讨论分为五组，分别是： “共有和公社的形式”、“共有及其生产”、“商品拜物教和共有”、“共同体的模式”和“公共中的差异”。

　　比如，在第二组专题讨论中，吉基·洛格罗( Gigi Roggero) 撰写了题为“关于共有的五个命题”的论文。在论文中，洛格罗提出了在资本主义社会关系发生转变的背景之下，以及当前所面临的全球性危机的背景之下的关于共有的五个命题。这些命题涉及认知的资本主义、阶级组成的新进展、生活知识的生产和主体性，等等。洛格罗认为，在今天，对于共有物的探讨，常常涉及“共有之物”的私有化和商品化。这就暗示了某种关于共有的自然的和保守的看法，这种看法是与生产关系相脱离的。针对这种观点，洛格罗区分了共有物与共有：前者与卡尔·波兰尼有关，后者则与卡尔·马克思有关。他认为，共有假定了某种抗争性的双重性状态：它既是搭载自觉的、有生命力的劳工的梦想的航天器，同时也屈从于资本主义的“捕获”。因此，至关重要的不是对于“共有物”的保护，而是在新的体制中对于共有及其组织的生产，这能够使我们超越公有和私有之间的乏味对话。他所提出的五个命题分别是： 1. 共有具有一种双重状态; 2. 共有并非自然之物; 3. 共有并非普遍的概念，而是阶级性的概念; 4. 共有并非一个乌托邦; 5. 共有制度是共产主义的新理论和实践。又比如，在第四组专题中，杜克大学的肯尼斯·苏琳( Kenneth Surin) 发表了《论团结( 的概念)的生产》一文。苏琳提出，在北半球/西方，对于共同体及与之相关的团结，存在着两种主要的理解模式。一种是前工业社会的理解模式，借助了村庄的观念，涉及其有机的邻里纽带等。另一种是工业社会的理解，是根据共同的受剥削状况来理解共同体的，这种状况是建立在从事工业化工作的阶级组织上的。但在今天，在北半球/西方，上述两种理解模式都已经无法应用了：村庄中的大部分地方，已经成为聚居性的郊区，工业化生产也已经越来越变得不具有无产阶级性质了。为此，苏琳提出了另外一种关于社会团结的概念。在他看来，构成共同体的不可或缺的要素，在于作为其成员的价值中心的功能; 问题就在于我们的新的生产形式如何能够允许这些价值中心发展壮大。论文还考察了这种关于共同体的新概念的两种模式：一种来自雷蒙德·威廉姆斯，把“经验”作为其组织性范畴; 另一种则来自吉尔·德鲁兹和费列克斯·加塔利，将“欲望”作为其关键性范畴。对于资本主义总体性危机的判断和对于自身发展的乐观估测，不仅使得美国左翼学者在理论构想上采取了激进的姿态，而且在行动策略上也力图贯彻上述激进想象。

　 2007 年，全球左翼论坛的主题是“锻造激进政治的未来”。会议主办方指出，我们正处在一个黑暗的时代，但同时也是一个充满希望的时代。为了这个希望，我们必须采取具有策略性和实践性的步骤，必须讨论往往被忽略的有关政治的组织问题和社会运动的民众力量问题，即采取不同于以往的激进政治的步骤。2008 年论坛的主题是“大厦之破裂”，正是那一年经济危机全面爆发，论坛关注的核心问题是：在此紧要关头，左翼如何有效地介入?

　　2009 年，论坛的主题是“转折点”。同一年，由《重思马克思主义》杂志主办的会议的主题则是“新马克思时代”。两个大型会议在主题上的内在一致性，反映出了美国左翼的关注点和基本立场上的某种一致性，即在面对人类不利处境的时刻所具有的积极态度。在重大危机的当口，如何重新理解马克思? 在这一历史处境中，马克思主义可以发挥何种积极作用? 左翼如何积极而有效地介入? 这些问题成为两个会议共同关注的焦点。两次会议上的多场专题报告和圆桌讨论充分反映了上述焦点问题，比如： “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新发展”、“马克思主义和社会制度”、“对于马克思的再思考”、“马克思主义、主体差异以及平等的可能性”、“马克思的价值理论研究”、“新自由主义修辞和马克思主义批判”、“马克思主义的分析和批评性回应”、“危机，来自左翼的长期视野：在改革中嵌入激进民主观点和民主的潜能”、“核心资本主义国家的左翼策略”、“左翼的长期战略”、“欧洲激进左翼的重组”、“左翼的独立出版”、“政党、运动与阶级：对于激进转型中的组织化表达的再思考”、“新旧左翼之间”、“左翼为新政党做好准备了吗?”，等等。尽管没有一致性的结论，但是如何在美国建立一个具有广泛基础的左翼政党，还是成为与会者讨论最多的话题。

　　然而，这场危机并未完全按照部分美国左翼人士的预测发展、延续。在此期间，左翼自身的发展也不尽如人意。一方面，危机的加速扩展和民众不安情绪的普遍蔓延，使得长期处于守势的部分左翼人士对于建立新的广泛左翼联盟的构想充满信心; 但另一方面，左翼长期以来的精英路线，使得他们很难在美国最广泛的民众和基层组织中建立起牢固的根基。比如被称为“左翼旗舰”的《纽约时报》不盛反衰; 左翼工会无法在危机中发挥积极而有效的作用; 相反，右翼和保守势力却借助危机寻求新的发展路径，比如2009 年3 月，在左翼原有的势力范围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成立了“右翼运动比较研究中心”。

　　2010 年全球左翼论坛的主题再次突出“激进”概念，不过变成了“重燃激进想象”。会议组织者认为，仍在持续的全球性资本主义危机使得某种希望得以产生，即给美国和世界其他地区的左翼政党和社会运动重新注入活力。目前，左翼仍旧处于破碎和混乱的境况之中，并且渐渐脱离了其原有的劳工基础，与此同时，右翼却似乎以更为强大的面目出现了，至少是以一种更为咄咄逼人的面目出现了。目前的整体社会经济下滑状况并未被扭转，失业率依旧居高不下，工资水准却始终处于低位，不安全感日益增长。在美国，奥巴马政府对于商业利益和政治保守势力作出越来越多的让步。这种趋势是否能被扭转? 由这场资本主义危机所产生的困境和带来的机会，仍旧能够成为具有改造能力的左翼在此复兴的动因吗? 在这一系列问题之中，劳工运动问题和工人组织问题显得尤为突出。这与左翼自身的传统有关。而在经济危机的情形下，劳工问题则成为考验左翼的政治组织能力和社会行动能力的关键性因素，或者说成为检验左翼激进想象的试金石。左翼试图重归劳工阶级基础的努力表现在这次会议的相关讨论主题之中，比如： “可能的劳工组织：工人委员会”、“国际性劳工运动”、“关于工人阶级的生活、工作和组织”、“经济危机及其对工人阶级的影响”、“美国劳工的未来”、“工会策略，穷人运动和危机”、“比较劳工运动策略与阶级斗争策略”、“如何与失业和低薪作斗争：低薪资本主义时代的劳工运动策略”、“来自底层的工会改革：美国、加拿大和波多黎各”、“跨国的劳工运动”，等等。与之相关，《重思马克思主义》杂志在 2010 年 10 月号上也专门刊出了一组以“工人权利是人权吗?”为主题的文章。

　　2011 年，全球左翼论坛的主题是“走向一种团结政治”，更加强调左翼的政治团结的长期战略目标。2012 年的论坛主题则是“占领制度：对抗全球资本主义”，其中的“占领”( Occupy) 一词，取自 2011 年 9 月的“占领华尔街”民众性运动。在美国左翼的一般性策略和规划中，现实行动的急迫性日益凸显。

　　尽管美国左翼学术的激进想象在这场危机的延续和演变过程中始终没有停止，尽管美国左翼日益迫切地关注自身的组织能力和采取现实行动的能力，但是，早在2008 年就被预言的“全面的左翼时代”并未到来，危机自身的演变和现实政治的发展也并没有给美国左翼指出一个明确乐观的前景。

　　总体性危机激发出了美国左翼学术的激进想象力，但与此同时，这种激进想象力也遭遇到了各类难题：经济上的激进构想无法真实有效地消解迫在眉睫的债务问题和失业问题; 组织上的激进规划无法团结大多数左翼团体; 劳工运动上的激进策略仍旧缺乏广泛的基层民众的基础，等等。但是更大的困难还在于，美国左翼学术的行动策略的理论论证、行动规划，乃至于对于历史进程的基本判断，仍然过于依附其批判的对象的运作逻辑，这使得这种批判本身的力量大为削弱，也使得相应的行动能力大受局限。这类似于齐泽克所说的主体对于其所拒绝之物的病理式依赖，在此依赖的意义上，激进想象只能是某种革命式乡愁。美国左翼学术要想真正有所作为，还有很长的路要走。

　　(作者单位：复旦大学当代国外马克思主义研究中心)

文章来源：《复旦学报》2012年第2期

奥朗德要分瓜，德国人将得豆？

高流 — Tue, 08 May 2012 21:18:03 +0800

文章转自观察者网http://www.guancha.cn/html2/60372/2012/05/07/72871.shtml；作者：马平
1 经济危机赢了

奥朗德当选法国总统。尽管选票只比萨科奇多了3个百分点，尽管第一轮投票只拿到3成不到的支持率，但胜利就是胜利，现在轮到左翼社会党上台、兑现其竞选承诺了。

奥朗德和奥巴马的胜利是同样的原因——经济危机。2008年的危机撕碎了美国自由主义繁荣的面纱，给美国带来了一个偏左翼的黑人总统；同样一个危机蔓延到欧洲，在把一个个国家推向破产之余，也让穷人们捧出了奥朗德的社会党。

经济危机给左翼带来的好处显而易见——更多的穷人更希望左翼政府进行社会财富的重分配。从法国大选的数据来看：奥朗德占优势的地区几乎全部是法国的不发达地区，巴黎周边、东南沿海的富裕地区都站在萨科奇一边。

（左图为法国收入分布图，蓝色为高收入地区，红色为低收入地区右图为大选结果图，红色为奥朗德支持者占优势的地区）

然而，奥朗德能给支持他的千千万万底层带来幸福生活么？

我看够呛，因为在复杂的国际局势和金融环境下，经济危机的局部解决方案和总体解决方案完全不同。

2 什么样的危机？

从经济危机的起因看，经济危机的原因很简单，就是贫富不均。商品净售价-工资=利润，而社会总利润>0又是资本主义社会运转的前提。所以工资怎么买也买不完商品。考虑到拿走利润的富人不会把钱全消费掉，资本主义时刻都面临需求不足的威胁。一旦需求不足，企业会减产，会裁员，进一步压缩需求，带来更多的失业。如此往复，经济崩盘会在短时间内发生。

当然，需求不是真的不足，只是穷人想买买不起，富人买得起不需要买那么多，所以均贫富可以解决购买力问题——向富人收重税，给穷人高福利，需求不足自然缓解。从这个角度说，法国穷人的选择不仅仅出于眼前利益的，也是一个理性的经济危机解决方案。我们可以指望奥朗德拯救法国乃至欧洲。

然而，事情远没有那么简单。仅仅从表现上看，这次欧美的危机并不是表现为购买力不足，而是购买力“太足了”。在美国，没钱的穷人都在国家担保下买了房子，最后还不起，才扯出了“两房债券”案，作为美国经济危机的开始。在欧洲，问题恰恰不在于政府发福利，而在于政府发不起福利了，政府因为开支巨大而大借国债，国债危机才是欧洲危机的表现。

这实际上是经济危机在现代金融制度下的修正。当代的购买力体现为纸币而不是金银，富人们的钱放在银行而不是家里的地窖。1929年大危机之后，政府不会眼睁睁的看着购买力不足把国家拖死，会出手干预，让购买力转移到穷人手里。美国政府鼓励穷人借钱买房子，欧洲政府发福利，都是一样的道理。

不过呢，这个模式并不解决根本问题——借钱是要还的，而且必须给利息，否则富人和银行凭什么把钱拿出来放贷？穷人们原来买不起房子，就算有政府担保，到了房产泡沫破灭的时候也必然还是还不起。穷人们本来消费不起高福利，政府借债给他们消费也是有限度的——借新债还旧债必然越借越多，借多了信用会下降，利息会上升。等到每年的新债全部用来还利息，借债福利时代也就结束了。

归根结底，借钱并没有改变贫富差距大的问题，只是暂时地改变了钱的使用模式，而且通过利息，给未来带来了更大的问题。所以，虽然欧美经济危机表面上是购买力“太多”，实际上还是需求不足的一个变种，是危机在现代金融影响下的第二发展阶段。

奥朗德的上台就是这个危机第二阶段破产的标志，借贷游戏玩不下去了，咋办？

3 奥朗德的经济模型

作为社会党候选人，自诩的马克思后继者，奥朗德的办法比较原教旨——收税，拿走富人的钱而不是向他们借钱。按照他的方案，高收入者将享受上限为75%的所得税，大公司的所得税35%，比中型企业高5%，比小型企业多20%。有了这么多富人的财产，奥朗德可以发更多的福利，给各个社会集团都分更大的蛋糕——萨科奇把退休年龄提高到62，奥朗德可以保证60岁的退休；萨科奇要裁员，奥朗德可以保证公务人员编制不减，教师还要多雇几万；至于免费医疗，社会住房等福利，奥朗德的承诺都是多多益善，还说不增加赤字——反正可以加税，从富人那里拿到钱。

这道理听起来是不错的，经济危机最需要的就是均贫富。不过话又说回来，既然收税就能解决问题，那欧美各国政府早干啥去了？借债要付利息，收税没利息，为啥还要背上这么恐怖的国债呢？我们不能假设前几任政府都是傻子。

首先是政治资金问题。没有富人和大企业出钱，西方哪个政党都很难生存，所以即便是社会党这个自诩的“革命党”，也很难真正对自己的金主下手。

当然，危机如果成了灭顶之灾，金主的老交情也未必顾得上。但是，资本也好，富人也罢，不仅可以操控政治，还可以自由的移动。税收压力大到一定程度，必然会导致大规模的资本和高端人才出逃，让政府既收不到税，还糟蹋了经济。眼下欧美国家之间，资本和人口迁移的壁垒很低，所以奥朗德的设想很荒谬。

当然了，奥朗德也不是只有收税一招，他也知道高税收会影响经济，所以奥朗德还有一个后手——放松银根。奥朗德早就声称，当选后断然不签署欧盟公约，要重新修订欧盟财政公约，并要求欧洲央行放松银根，尽情印票子降息，借此刺激经济。

这招数也不新鲜，1929大危机的时候，各国都没需求，就争相贬值，好刺激出口，让别国替自己承担危机压力。不过须知奥朗德没有法郎可贬值，只能贬值欧元，这会同时促进法国和别国的出口——比如德国。而德国现在制造业欣欣向荣，劳动力的性价比远高于一心要福利的法国人，到时候谁是别人的倾销地，谁的制造业振兴还不一定呢。

更何况印钱必然要通胀，大家都预期你要拼命印钱，通胀可能就止不住。只有把多印的钞票流通到国界之外才能让别人分担通胀压力。奥巴马能玩QE印钱，搞医疗改革，底气就是美元全球通用，通胀也是全世界人民一起分担。欧元可没有美元的地位，用欧元结算大部分石油贸易的尝试已经在利比亚战争中被狠狠打脸——离开美国人，600万人的利比亚都不是好收拾的。所以通胀压力骤然加大，奥朗德能否在大通胀和大衰退之间找到平衡点，法国人民只能祈祷+听天由命了。

归根结底，奥朗德只是个中等国家的弱势元首（第一轮支持率只有两成多），他没法改变资本自由流动的现实，没法拉上全世界一起加税搞福利，所以他的竞选纲领实际上只是为别国提供缓解危机的市场。奥朗德同时也一个在既有规则下玩金钱政治的改革家，所以最多只能赶走资本和富人，而不能真正剥夺他们的财富、限制他们的自由。从宏观上说，他应对经济危机的改良方案是对的，但考虑到这个时代的现实，他的局部改革只会把法国推向更深的危机。

当然我不是说萨科奇能改变整个欧洲经济危机的大势，只是必须指出，从来修修补补的改良者还不如最顽固的保守派能熬。在当前的现实下，萨科奇至少能让法国在发达国家的队伍里多混一阵子。

4 奥朗德将成为德国再迎盛世的踏板？

类似事件在历史上曾有先例。当年苏联和西方分区占领德国，形成东西德并立的冷战格局。东德实行社会主义，降低阶层差异。结果高端人才纷纷逃亡西德，让本来就是德国落后地区的东德雪上加霜。这正是东德修建柏林墙，限制东西德人口自由流动的原因之一。东德在落后的基础上，以西德四分之一的人口（考虑到外劳几乎是1/5）发展成世界第十大工业国。

奥朗德不可能修柏林墙或是巴黎墙，无法阻止资本和技术人口外流。所以，如果他兑现自己的竞选承诺，法国的产业家底恐怕要便宜了那些个更适合接纳这些产业的国家——低税收，劳动力福利更低的国家。具体而言，金融资本会去美国避难，不容易长途搬家的工业多半要去近在咫尺的欧洲产业中心——德国。

德国自19世纪后期以来，一直是欧洲的产业发动机和科技中心，即便因为两次大战的失败大伤元气，甚至因为冷战而分裂，却一直保持着对其他国家的绝对优势。最近几十年，虽然德国也在苏联压力下实行了高税率和高福利政策，却始终没有像法国、西班牙、意大利那样尽情借债买好，而是保持了较低的劳动力成本和福利水平。

2000年，法国每小时的人力成本比德国低8%，2010年德国比法国低12%，这还没有考虑劳动力生产率差异。此外法国人每年的平均工作时间只有1500小时，比其他发达国家少数百小时。在经济危机的大背景下，如果奥朗德坚持实施单方面的加税和高福利政策，恐怕法国会进一步产业空心化，债务继续高涨，法国也会步西班牙和希腊的后尘，成为又一个失败国家。

当然，实际上欧元区的支柱只是德法两国。法国如果真的因为奥朗德实践选举承诺而陷入衰退，德国怕是也不能独善其身，欧元区甚至会因此解体。在奥朗德可能引发的动荡中，到底德国是获益更多还是受累更多，还很难预测。但有一点是可以确定的——这导致德法竞争的重心不可逆转地偏向德国。在当前欧洲国家纷纷衰退的现实下，德国将成为欧元区唯一有足够经济盈余的国家，无可辩驳地荣任欧洲唯一霸主。德国上一次取得此等地位要追溯到入侵苏联之前的1941年了。如果考虑到苏联解体和美国战略中心转向东亚，甚至可以说这是奥托大帝以来德国人未曾有过的盛世。

苏联的进出口贸易结构，贸易对象详表

高流 — Wed, 11 Apr 2012 02:08:43 +0800

资料出自《统计纪念集——苏联国民经济70年》俄文版，苏联国家统计委员会，1987年。章节——苏联的对外经济联系。《Народное хозяйство СССР за 70лет: Юбилейный стат. Ежегодник》/Госкомстат СССР —— Внешнеэкономические связи СССР
KGB1986翻译整理，供各位朋友讨论参考用。

做了简易目录，方便大家查阅，注意对照我发的表格截图来看：

表1苏联外贸成交额
表2 苏联与各国的外贸成交额
表3 苏联的主要产品出口（截取成了3张图片）
表4 出口在苏联工农业产品生产中所占的比重（截取成了2张图片）
表5 苏联的主要产品进口（截取成了3张图片）
表6 进口在苏联工农业产品消费中所占的比重（截取成了2张图片）
表7 1986年苏联与一些国家的贸易额（截取成了3张图片）
表8 1986年一些国家在苏联对外贸易中所占的比重（百分比）（截取成了4张图片）
表9 苏联的的外贸量增长
表10 苏联的进出口结构（百分比）（截取成了2张图片）

苏联的出口结构已发生了质的变化，并反应出国家经济实力的增强。机械制造业的发展，科学技术的进步促使苏联成为了最大的设备出口国之一。在国家出口中，核电站设备，电子计算机，数控机床已占据了显要的位置。
在苏联的进口结构中，提高了日用品进口率，使对外贸易能够发挥更大作用，以实现——提高苏联人民物质文化水平的经济战略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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增补章节《苏联与经互会成员国的贸易》сотрудничество стран—членов совета экономической взаимопомощи

苏联的自动化管理系统（Автоматическая система управления—АСУ）

高流 — Sun, 08 Apr 2012 23:20:24 +0800

KGB1986整理自文章《苏联计算机和自动化管理系统》，华北计算技术研究所，朱鹏举著。

1.什么是АСУ？

АСУ是立足于计算机系统，采用经济学方法，辅以其它数据收集，记录，传输设备和通讯设备而建立起来的人机系统。该系统确保信息的收集和处理自动化。从而达到优化管理的目的。

АСУ概念是苏联Глушков.В.М院士(注，就是以前介绍过的那位举足轻重的苏联计算机理论家，计算机研制领跑者，格卢什克夫)提出来的。（参见本站文章《该是终结谣言的时候了——漫谈第三次科技革命中的苏联》http://review.youngchina.org/archives/3014；编者注）经过17年的推广，目前苏联已有各种АСУ系统5000多个在运行，已达到普及阶段。有关АСУ的各类问题均有许多文献可供参考。

2.АСУ的分类

自动化管理系统按任务的性质不同分为两大类：即ОАСУ部分自动化管理系统和АСУТП工艺工程自动化管理系统。

    按АСУ的管理水平克分为：
    (1)全国自动化管理系统；
    (2)共和国自动化管理系统；
    (3)部门自动化管理系统；
    (4)企业自动化管理系统；

    按自动化管理系统的应用领域可分为：
    (1)统计、计划和管理系统
    (2)工艺过程和技术目标管理系统
    (3)科研和设计工作自动化管理系统

3. АСУ的主要功能

    （1）收集和处理信息，并以整理好的规格化的形式提供给管理者，并使其能够适合管理者的水平和专业知识；
    （2）分析所获信息，探讨优化方案，从而纠正处理过程中发生的干扰，并使结果合理、完善；
    （3）预测和编制近期优化计划。

4. АСУ发展概况

苏联自动化管理系统经历了15年的发展：

（1）苏联在第八个五年计划期间（1966-1970年），采用第二代计算机（如Урал, Минск-22,Минск-32）建立了414个АСУ系统。属于初创阶段，系统功能还有待完善、但已初步建立起一只研究设计队伍。参加研究设计的单位超过100个，人员约5万。

（2）在第九个五年计划期间（1971-1975年），采用第二代计算机改进型和第三代计算机ЕС-1建立了2364个自动化管理系统，投资60亿卢布。建立了65个全国性经济管理系统，其中包括国家计委计划计算机系统（АСПР），中央统计局自动统计系统（АСТС），中央物资局管理系统，以及全苏国民经济各部门的部级自动化管理系统（ОАСУ），150个加盟共和国部级管理系统，685个省地区，市级管理系统，838个企业管理系统（АСУП），619个生产工艺过程自动控制系统（АСУТП）。到1976年1月投入运行的自动化管理系统有2778个（АСУ）。在1600个企业自动化管理系统中，原料加工工业750个，机械制造业270个，轻工食品业170个。建筑业450个，交通运输业60个，商业部门19个。

（3）第十个五年计划期间（1976-1980），自动化系统投资100个亿，到1980年全苏已有5000个各类自动化管理系统在运行。其中1700个是生产工艺过程自动化管理系统，2300个企业自动化管理系统。中央各部委，加盟共和国的自动化管理系统已基本建成。由于设计中采用标准设计，平均减少了30%的投资，缩短了建设周期。这期间在科研自动化管理系统（АСНИ）和设计自动化管理系统（САПР）方面都取得了显著进展，使新技术工程设计速度加快了1.5-2倍，设计机构劳动生产率提高了30%-50%。为了贯彻有关技术政策和标准，制定和颁发了15种统一文件和26种全苏技术经济分类及方法性指导文件。有关自动化管理系统的各种术语，基本原理，АСУ的建立方法和步骤，信息分类，信息库，文件统一系统等等已成为国家标准（ГОСТ）。

（4）在第十一个五年计划期间（1980-1985年），重点发展科学研究自动化（АСНИ）和设计自动化（САПР）系统，发展实验室自动化成套设备；加快国家计算中心网络的建设，提高计算机的利用率。为全国的自动化（ОГАС）的建立打下了基础。

5.自动化管理系统的实例

（1）工业部门自动化管理系统（ОАСУ）如图1所示：

ОАСУ由两个互相关联的部分组成。即功能部分和保证部分。

功能部分由一系列子系统组成，子系统的功能常常和管理部门的职能，专业分工相符，在使用经济数学方法，确保解决作业和远景机关、统计和技术经济指标分析的基础上建立子系统。其中12个子系统如图1所示。

ОАСУ的保证部分由信息保证和软件硬件支持部分组成。所有由ОАСУ各功能系统解决的问题是在统一的信息保证，统一的硬件和软件支持，统一的组织保证的基础上实现的。统一的信息保证就要求所有子系统的数据要有统一的组织系统。

以苏联仪表工业部的ОАСУ中的技术经济子系统为例。它要解决的问题如下：

    ——编制企业优化的生产计划；
    ——计算企业生产计划的主要技术经济指标；
    ——确定企业的生产能力；
    ——编制下属部门优化了的生产计划；
    ——计算下属单位生产计划的主要技术经济指标（即最大产量和最大利润）。

业务管理子系统处理企业生产活动的计划统计、分析和预测等有关业务。

该系统第二期工程包括16个子系统，可处理292项任务。

目前该系统已建成第三代管理系统，有19个子系统605个任务课题。部计件中心有两台ЕС-1040，两台М4030计算机，有16个信息输入站，各直属企业有电传打字机终端，通过电报电路传输信息。

采用АСУ系统的效益表在经济的和社会的两个方面。

经济效果主要表现在：

    ——降低工时消耗；
    ——减少原料，工具，能源的消耗；
    ——降低非生产开支；等等。

仪表制造工业部采用АСУ系统，每年所获经济收益2310万卢布。

社会效益表现在：采用АСУ影响到工作人员的文化水平和部管理结构。使部管理机关增加高水平的专家、经济分析专家、数学家和程序员等。

（2）“西连那”（“Сирена”）企业自动化管理系统

“西连那”企业自动化系统用于提高飞机的使用效率，并改善对民航乘客的服务。

“西连那”可对1100个民航航班进行管理，预售三十天内的机票，在高峰时，一昼夜可以处理25万个订票申请。系统的响应时间，即通过电话通道回答申请的时间，为3秒钟，打印机票的时间为2.5秒。

系统的主要外部设备就是操作人员（即会计人员）操纵的控制台。控制台包括：

    ——万能键盘；
    ——极阴射线管，用以在屏幕上以字母数字的文字形式显示问答信息；
    ——编辑装置，用以对所收集的信息进行编辑；
    ——存储装置，用以存储所收集的信息和所答复的信息。

该系统还配备有旅客的各种询问，公用信号盘（通知是否有空位置）和用以通知旅客有关原定备用座位变动情况的信号盘。该系统配备有大量的各种内存和外存设备（存储有关航班时刻表，机票价目表，空位置通知等信息）。

该系统使用的计算机是计算机联机系统的、М-3000型电子计算机。

目前，绝大部分莫斯科居民和500多个其它城市的居民都可通过“西连那”自动化管理系统订购飞机票。

由于使用了“西连那”系统，使办理搭乘班机手续的时间缩短了三分之二，机票的销售量增加了3%，因而使收入增加了320万卢布。

“西连那”自动化管理系统是功能更为强大的“民航总局”（Аэрофлот）自动化管理系统的一部分，属于非工业用途的管理系统。目前正在开发的这类系统有“百货公司”（Универмаг）“旅馆”（Гостиница）“旅游”(Туризм)等自动化管理系统。

非工业用自动化管理系统不但可为千百万群众带来方便，同时也和企业自动化管理系统一样，可收到相当可观的经济效益。

（3）生产过程自动控制系统АСУТП

АСУТП主要有如下几类：

    ——直接控制机组或工艺设备的АСУТП系统，如轧钢机，发电机组，传送带等。
    ——对几个相互连系的自动化机组实现工作调节的АСУТП系统，如加热炉、轧钢机等。
    ——控制几个分散目标的АСУТП系统（如电力系统，煤气管道等）。

图2给出了АСУТП的结构，并可看出АСУТП在企业自动化管理系统АСУП中所占的地位。

АСУТП具有如下特性：

    ——保证以工艺过程的流动速率进行控制；
    ——自动收集关于工艺过程的进程和设备状态的数据；
    ——集中处理收集到的数据，并在此基础上生成控制信号，以及生成送给高层次的关于机组工作的信息；
    ——远程控制机组的调节部件；
    ——在АСУТП系统中由人把系统分为信息型、建议型和控制型。

АСУТП的硬件和软件：

从图3可见，企业自动化管理系统有计算机控制系统，测量传感器，转换器，执行机构，操作员和系统交互的手段，在某些情况下，可能是远动设备。

图3（注，由于原图文字不清，我用word添加文本框处理过了）

计算机控制系统，主要采用СМ ЭВМ系列机，它和通用机相比具有如下特点：

    ——具有和计算机控制目标相连的设备；
    ——有计时设备；
    ——高可靠性；
    ——由于要完成紧急任务，可以中断计算；
    ——简化结构和缩短了的机器字长，因而使可靠性更高；
    ——具有大容量主存或半导体存贮器。

    在系统的技术设备中传感器占有重要地位，传感器测量工艺过程物理参数，分析原料和产品的成分、确定设备状态等，是АСУТП必不可少的关键部分之一。当然，A/D，Ｄ/Ａ转换器、数据收集器等都是系统不可缺少的一部分。

软件部分主要涉及到过程数学模型、控制算法以及程序等。

一组表达输入和输出量之间关系的数学方程；对这些量的存在条件附加的限制；以及对功能安全的要求，和与其他目标的联系等，上述几点的总和即是生产过程的数学模型。使产品具有稳定的技术指标、且与原材料、特性的某些波动无关的算法方程式对生产过程数学模型的补充。

建立АСУТП系统总工作量的60%是花在软件上。为了降低研制АСУТП的成本，各研究设计单位正在从事典型算法和设计的研究工作，由于采用典型算法和设计等可使成本减少30%。进一步发展是用计算机进行АСУТП软件综合自动化。从1971年到1975年采用第三代计算机建立的АСУТП平均为75万卢布，其中约65%用于购置硬件（其中40%用于计算机系统，25%用于仪表和自动化设备）。

苏联在第十个五年计划期间，有1300个АСУТП投入运行。这些系统主要用于化工，石油加工，石油化工，黑色和有色金属等方面。机械制造业建成了100个以上的АСУТП系统，并针对75种主要生产工艺过程，建立典型的АСУТП设计，作为以后推广的样板。

6.发展АСУ的几点结论

（1）在主要工业部门大力推行АСУТП（工艺过程自动化管理系统）和АСУП（企业自动化管理系统）是科学技术发展的需要，是建设国家的需要；

（2）苏联在第十个五年计划期间，在设计和应用АСУ方面，无论是单独机组的控制，还是整个企业生产的管理，都积累了丰富的经验。在这段时间有相当数量的АСУТП和АСУП系统投入运行。如别拉雅尔斯克，新沃罗涅日原子能电站的“铀复合体”自动化管理系统，克斯特罗姆1200МВТ水电站的“Комплекс АСВТ”自动化管理系统，控制聚乙烯生产的“Полимир”自动化管理系统，控制氨水生产的“АЗОТ”自动化管理系统，西西伯利亚和新里皮斯基冶金生产厂的“АЗОТ-1”和“Минудобурения” 等；

（3）为了提高生产率，工作质量和实现自动化，在各工业部门普遍建立自动化管理系统。而这种系统的设计、生产、应用等各主要阶段的通用化典型化，是当前最重要的方向。已经制定了各种类型АСУ的典型方案的初步设想和统一技术规划等。

（4）在АСУТП的软件典型化方面做了大量工作。为一系列主要工业部门编制了算法模块集，并研制了部门的程序块库。

（5）在硬件方面，在控制成套设备（УВК）功能结构的基础上，制定了计算机系统，对象信号输入输出系统，以及与工艺操作人员通信系统的典型方案。

（6）根据СМ小型计算机，КТС ЛИУС-2 以及配有微型计算机和工业气动自动装置的远程计算机控制系统的组成，容量，功能和典型化等级，足以建立АСУТП的集中式控制计算机系统，并且有可能研制分布式系统。

7.АСУ的发展方向

（1）1981年4约在莫斯科举行的讨论会认为，在电力，化工，冶金等部门之所以能顺利地进行АСУ的设计，生产和应用，其主要条件之一是具有适合这些部门的完整计划，计划中列举了对象清单，投产期限，以及АСУ的技术经济指标，还对苏联第十一个五年计划在АСУ方面的投资作了规定；

（2）以微处理机技术为基础的АСУ和АСУТП的研制，以及对功能分布问题的研究，是当前最有前途的课题，因此必须采取必要措施，加速实验在实际工业控制计算系统的条件下使用微处理机的技术。

（3）扩大对集中型АСУ控制任务的分布，以及协调系统功能动态方面的研究；加速集中生产操作АСУ的建立和应用工作，该系统可把АСУП和АСУТП，以及编制主要生产活动计划的自动化系统结合起来。

（4）АСУ及其软件自动设计概念的建立与发展是最迫切的任务之一，它保证АСУ设计过程综合，分析整套方案的系统性，建立典型方案库，以及保证研制АСУ系统最繁重阶段的自动化；

（5）在硬件方面，要采用一系列自动化与计算技术设备。要特别重视广泛采用微处理机的分布式АСУТП系统结构的研究，研制典型设计方案，保证控制计算成套设备的高可靠性。

（6）АСУ的典型设计，标准化和自动化设计是非常重要的发展方向。典型设计有3个方向，即系统级，子系统级和部件级。如财务；技术经济计划，干部管理等在子系统一级搞典型化设计是合适的。而部件级典型化有如下4个方面：

    ——编制典型设计方案；
    ——模块设计；
    ——典型部件；
    ——应用程序包。

运动即目的？——David Graeber访谈

sacanlee — Fri, 06 Apr 2012 19:38:37 +0800

作者：Ross Wolfe
译者：安得猛士
少年中国评论首发

2011年12月16日，Ross Wolfe 采访了David Graeber ,一名伦敦Goldsmiths学院的教师，《无政府主义人类学断章》一书的作者（2004年），占领华尔街运动早期的重要角色。下文即访谈记录。

Folk singer Tea Leigh at the#Occupy site

Ross Wolfe：在最近的占领华尔街运动和1999年在西雅图的反-WTO抗议运动中有许多显著地相似之处。二者都同样开始于民主党执政的最后一年，同样由无政府主义者所发起的，同样出于对新自由主义的不满，并且同样得到了工会组织的支持。作为两项运动的积极参与者，你在多大程度上认为占领华尔街运动是西雅图运动的继续？又是哪些因素，如果存在的话，使得这次的运动与前次相区别开？
David Graeber：我认为对于包括我在内的这项全球运动的诸多参与者来说，这仍是我们努力的方向，因为我们从未认为这项全球运动的事业已然结束。我们还将继续年复一年地以头撞墙，高呼道：“是的，这次我们又回来了。哦，等等，或许还不是。”然而正如我们所知道的，每一次过后一切都将逐渐回归原状，许多人也因此渐渐失去了希望。但每一次我们都将继续，作为一种尝试去创建未来民主社会模板的组合策略，作为对显然非民主的统治结构的组织抗议或行动抗议。
同时，我认为这一策略之所以在两次事件中都显得合适的原因是，某种程度上，我们是面对同一个债务危机的两轮同样的周期。我们可以断言从七十年代以来，整个世界就一直在处于同一个债务危机中。多数情况下，这一危机被转嫁给南方国家，而北太平洋这些经济发达的国家和地区得以在相当地程度上避免动荡，这些国家和地区或多或少地借用信用手段避免了社会动荡。最终全球正义运动成为对抗被奉为正统的新自由主义、华盛顿共识、以及执行这一债务政策的IMF和Word bank的有效民众反抗运动形式.这一运动可以称得上成功，IMF组织在世界许多地区被驱除出境。这些组织在包括拉美的许多地方不再能得到有效的运转。它们终于被赶回了家。这完全是一样的进程：即向那些新自由主义的接受者们，向那些分赃的金融精英们，断言金融危机需由资本家自己负责，要求对这种或那种所谓“中性手段”的真正替代。正是因为占领华尔街运动与全球正义运动源于同一个原因，我们也无需对它们采取直接民主、前喻政治和现实行动这样一种形式感到惊讶了。在这些事件中，他们所说无非就是政府管理的腐败和非理性。
RW:对于911之后对于抵抗全球化运动的式微，你认为最终失败的根源在于不知道如何面对胜利的冲击，参与者们一直处于得意忘形的状态。“全球正义运动轻易失败的一个原因就是…我们竟然再次赢得了大多数的近期目标。”换句话说，在你看来通向失败的道路铺满了胜利。在某种神秘的意义上，这似乎是马克思对于1848年6月有悖常人的思考的相反镜像。马克思写道：“六月的失败为法国主导的欧洲革命创造了条件。只有在六月叛乱分子的鲜血中法国的三色旗才有可能成为欧洲革命的红旗。”对于马克思来说，通往胜利之路布满了失败。这两种看上去正相反的观点是如何相互联系起来的，如果存在这一联系的话。这两种观点相互排斥么，亦或这两种观点是互补的？或者可以说是某种“失败的辩证法”？
DG:这是个很有趣的类比。有人或许会问：“马克思是对的么？”他说对于最终的胜利来说失败是必须的，但我们并不清楚这一最终的胜利是否必然存在。毫无疑问，某些失败将被神化，并且最终转为胜利，又或者某些看上去的失败实质上是你所未曾认识到的胜利。我想这在革命的历史上经常发生。在某种意义上，战术上的失败正是战略上的胜利。那种伊曼努尔沃勒斯坦式的从法国革命开始的世界革命，即1848年式的世界革命的模式没有任何预测意义，这次革命没有在任何地方获得胜利，但却根本上改变了欧洲政府统治的策略。像普及教育，重新划定选举权等等
RW：法国大革命甚至在本国都失败了，被拿破仑改造成了一个新的帝国。但它仍然帮助推广了民族主义和自由/共和的风气。
DG：确实如此。这次革命创造了直到今天仍存在的制度形态。同样的事情发生在1917年：只有俄国取得了胜利，不过这一胜利一半因归于其他国家的努力。在此之后再无类似之事。基本上，沃勒斯坦认为，1968年是一个类似于1848年的革命时刻。他现在又在讨论2011年的世界革命。但是很难说这一次将按照那种模式进行。
这些让我思考新自由主义究竟是什么：它不仅仅是一种经济上的运动而更多的是一种政治上的运动，是对六十年代社会运动胜利的一种反应，不管是反战运动、女性主义运动还是反主流文化运动等等。新自由主义成为一种确保政治上胜利的制裁的方式，它确保任何社会运动都无法将以某种伟大的、充满力量地方式成功挑战资本主义，或者提供任何替代性的方案。于是这成为一场不断体系化的宣传战，而不再是创造一种实际可行的资本主义制度。伊拉克战争是个很好的例子。很明显，那些计划发动战争的人们最焦虑地即是如何克服他们所说的“越南症候群”，即由于六十年代的反战游行浪潮，美国在三十年之内没有发动一场大规模的陆面战争。为了达到这一目的，他们需要以某种避免来自家庭的普遍反对和抵抗的方式打赢这场战争。他们所发明的即是“阵亡数就是一切”。因此他们必须制造相应的规则，确保极少的美国士兵将因这场战争而死，进而确保在反战运动中不出现大规模的骚乱。当然，为了确保这一点，他们制定的规则将导致成千上万的伊拉克和阿富汗平民的死亡，这反过来导致了他们无法赢得这场战争。但对于他们而言，似乎防止反战运动胜过了赢得这场战争。
当然，过去十年的反战运动由于911这一前所未有的针对美国本土的攻击而陷入了困境。但现在，同样清楚的是911不过是很合适宜地发生在一定的世界局势下，即便没有911，他们也会以其他借口发动海外战争。当你去观察任何一个草根政治运动的时候，无论是民权运动、反战运动、全球正义运动或者其他进步运动的时候，你就会发现如下情形。在我看来，特别值得注意的就是，统治阶级总是立即感动惊慌失措，觉得他们必须做出重大的让步，并且往往立即着手某场海外战争。他们似乎已将自己困进了一个盒子里。他们很清楚在美国发生了某种情况，但却并不清楚他们在海外谁是应当攻击和能够攻击的？
RW：占领华尔街运动的一个中心论题就哪一运动仍在最大程度上保持着思想上的全面开放。从很早以前，在自由广场的示威者中就涌现出了一批自由主义者们：罗恩•保罗的支持者，茶党，右翼理论家。最近几周他们在运动中的参与似乎减少了，但同时他们仍然是占领华尔街运动中即便边缘化但也不可忽视的力量。有人已经拒绝被置于政治光谱学中的左和右的标签，在他们看来这一区分过于狭隘，并且担心支持一方会导致与另一方疏远的风险。你能联系华尔街运动谈谈左派和右派话语么？或者华尔街运动代表着一种新的左翼群众运动？
DG:在对左派的鉴别中有个很不好的倾向，就是不依照其社会理想而是依照制度结构带来的区分。很多人，无政府主义者，造反派，原始主义者，把左翼看做各式左翼政党和工会，我们把这叫做“纵向视角”，并且我能理解这些人在这样一种身份认同上的小心谨慎。但同时，我们都听说这样一种观点，即自二战结束后，左翼与右翼的划分不再重要了。他们大约每隔五年就在某个重大申明中宣布这一事实。但这一论断本身就表明了其不真实性。这只是他们宣称宏大叙事的进步观消失的手段之一。他们一代又一代地宣称这一论断。既然左翼与右翼的区分不再重要，那为什么他们又必须一代又一代地宣称这一论断？我认为这一区分仍然在事实上存在。
茶党也同样宣称他们并非右翼组织，宣称他们是一个抗议现存政治秩序的广阔的民间抵抗运动，就像人们期待在华尔街运动中看到的那样。但事实上，这是一个极端右翼的民粹主义的抵抗运动，而华尔街运动则被左翼原则所启发。在茶党运动中，表明立场的不是对于市场经济的态度，而是对于公司资本主义的态度。这一运动隐含着对于资本主义应当如何运作的乌托邦理想，比任何关于社会主义的理想或左翼的其他理想都带有更浓厚的乌托邦色彩。所以茶党运动和华尔街运动在最终的乌托邦方向上有着显著的不同，这显示了两种运动不同的基本方向。最终的意义上，华尔街运动是反对阶层制本身的。我想这就是问题的关键。右翼在最终的意义上，并不反对阶层制本身。他们只想限制某个特定的阶层，并且提升另一个阶层，但最终他们不是一个平等运动。所以我认为忽视那些丰富的左翼遗产是愚蠢的行为。这在我看来是不诚实的。我知道有时候广撒网的战术是可行的，因为存在着很多共同点。许多右派分子有真诚的反抗意识，比如，对文化上的垄断，或者对客观上存在的文化精英的反对。许多人在他们的工作中获得价值感而非仅仅金钱，但某个特定的社会阶层垄断了那些工作。工人阶级中压倒性地流行着对文化精英的仇恨，和对军队的支持。可以归结如下事实，如果你出身于工人阶级，你将很难成为一名成功的资本家，但更不可能的是你成为一名纽约时报的评论家。我认为如果我们能找到某种不做作的方式吸引这些人，前景将十分美好。当然，彻底地反对左和右的划分在我看来事完全错误的方向。
我们面对着市场联合和官僚主义对我们生活全面接管的可怕出境。而目前仅有右派保持着对官僚制的批判。这是很简单化的批判，但左翼却根本没有这一批判。
RW:有人宣称华尔街运动拉响了阶级斗争的号角。他们把“我们是百分之九十九”看做是这一论断的证据。作为这一口号的创造者，你认为华尔街运动是一次公民社会潜在阶级斗争的外部展现么？抛开言辞可能产生的效果，你认为这一口号是否提供了阶级斗争分析的合适框架？
DG：我认为与其说是分析不如说是一个例证。这一运动在社会的不平等上打开了一扇窗。当然，一个口号不能回答真实的社会阶层结构是如何再生的。口号的意义在于向你指出如何开始思考一个你可能从未思考过的问题。有两点原因可以解释这一口号的有效性：第一，它指出了从经济增长中享受到利益的人是极少数的。他们获得了一切。同时，口号使得华尔街运动得以囊括那些此前各种社会运动所面对的问题。所以我认为这一口号是有效的。当然在我们中存在着广泛的分歧，阶级问题远比一小部分人占据庞大的财富和权力这一事实更为复杂。但尽管如此，这一口号让许多人开始相互讨论他们究竟有哪些共同之处，进一步还提供了一种足以将其他东西纳入的形式。你必须从自己所具有的共同点开始。这一点知道今天都是我们一直所头疼的一件事。
RW：多数华尔街运动的参与者认识到了社会巨大的不平等这一未经加工的事实，但是在寻找解决路径上具有不同的意见。许多人期待华尔街运动能提供推动经济改革的基础政治力量，即像通常那样，最终通过立法推动现有政府的改良。还有一些人看到了运动转变为革命的潜在可能性，通过指向对单纯经济问题的超越。这两种观点似乎表明了这一运动可能导向的两种决然不同的方向。你愿意将这一运动定性为“反资本主义”的么？如果是这样，又是什么性质的“反资本主义”政治运动？
DG：首先，我必须承认那些最早发起华尔街运动的人中压倒性地存在着反资本主义倾向，这一倾向十分明显。但我们是否认为我们能毕其功于一役么，显然没有。我们仅将此作为一项最终目标。这就是为何我们认为关键在于去产生造福人们的影响力。占领运动当然不反对革命的倾向，并且能帮助我们进一步明确争取更大自由和自治的方向，那种从国家和资本双重结构统治中解放出来的自由。现在，要沿着这一方向创造一个广泛的联盟的话，你必须在组织结构方面倍加小心。因为占领华尔街运动革命性的一方面就在于在资本主义国家内创造一个能让我们体验和创新制度结构的前喻性空间。
当然，我只能代表我自己发言。但我的多数聚焦于此的同道，都有这样共同的信念：运动的伟大之处在于，美国这些不同政治立场的人在此共同分享对于现有政治制度的厌恶，他们都认为这个存在制度化行贿的系统与民主毫无相关。金钱控制着政治制度的每一处。因此，我们只不过在质疑一个早已失去自身合法性的政治体系的合法性。我们采用了一种可以称为“二元权力架构”的策略。通过创造一个真正代表民主的自治机构，我们可以大规模地营造一个对现有政权合法性质疑的局面。同时一个明显的状况是那些最为暴力的机构最难产生对其合法性质疑。在美国社会，由于各种意识形态的原因，人们讨厌政客，但他们被教导着去认同军队和警察，这在世界其他地方几乎都是不存在的现象。从牛仔电影到警察电影，无处不在的强大宣传机构在赞美这军人和警察。我认为那些试图从某个前喻的政治组织出发来产生某个政治候选人是一个严重的错误。那些利用现有游说组织来推出某个特定改良议程的主意也是错误的。当你加入一个现有的政治体系，你不仅仅承认了它的合法性，并且还使自己丧失了政治正确，因为你内在的政治立场将会被歪曲。即使是接受资金赞助也会带来恶果。当你试图去与纵向组织的权力体系合作时，这一根基于压迫的权力体系将会毒害一切。相反通过积极地质疑现有统治结构的合法性，我们将处于一个有利位置，我们的行动、我们的反抗形式将可能以某种副作用的方式，真正地使多数人民得到好处。
RW：在运动早期，参与者中有着呼吁满足人民需要的倾向。你否决了这一政治倾向，认为人民的需要仍集中于选举制度的改良和市场规则，这会使运动处于保守的方向。如果不这样，占领运动应当提供什么样的“视角和解决方案”？
DG:关于政治抗议有个深刻的语言歧义。我始终注意标志和口号的语法结构。有人高喊“自由Mumia”或者“拯救鲸鱼”。但你们在向谁呼吁这些？你们呼吁整个统治体系去做这些么？或者你们呼吁我们作为一个整体向他们施加压力？所以，我们可以得出，如何界定“视角”“需要”和“解决方案”是很武断的一件事。
当我们第一次讨论占领华尔街运动的理念时，有人认为我们可以在提出一系列要求作为质疑权威合法性的一部分，提出那些显然是合情合理的要求，但实际上这些要求统治者们一万年也不会考虑去实现。因此这种想法实际上并不是试图达到满足要求的目的，而是进一步将权威结构化，当他们把人民的要求提出时事实将证明这是完全无用的。我们这里讨论的只是修辞的策略，而非一个政权的策略，因为华尔街运动不要求多去控制政权，也不曾打算去。在长远的观点看，我们的主要目标之一已经在某种程度上得以实现，而我们此前并未曾有此期望。我们的目标是传播直接民主制的理念，关于民主如何发生作用的理念。
对于推广理念来说，占领公共空间作用很大。这就像宣称：“我们就是公众，谁能将我们从我们的地盘赶走？”他们采用了一种甘地式的策略。通过谨慎地非暴力活动，一群不可能对任何人产生威胁的人将使人们看到政府是多么习惯于使用极端暴力进行行动。当然，甘地式策略的问题是你始终需要媒体如实的报道。在西雅图这一策略失败的一个原因是，当地参与者多数曾是森林保护人士，他们尝试过甘地式策略，通过把自己绑在机器上来保护森林。而警察的反应是采用武器进行驱逐。所以这群人认为甘地的战术不再有用，他们不得不尝试别的策略。而现在甘地的方法相对上得到了成功。已经有了这样一条路，并且问一问自己“为什么”也是很有意思的。
RW：占领自由广场过程中，参与者曾尝试一起去创造一个未来社会可能的模型，这具有很深的隐喻意义。这一思路认为道德（改变自我）和政治（改变社会）有着紧密的联系。然而不难看出，在自由广场提供的各种服务仍然来自于捐赠，而这些捐赠来自社会的交换：资本主义。从提供服务获得的手段看，自由广场的这一行为仍寄生于资本主义的总体性，那么有没有某种复杂的妥协的合法方式来形成某个前喻性的社区呢？
DG：我认为“资本主义总体性”只存在于我们的想象。我不认为有一个资本主义总体性。我认为有资本，很强大的资本，并且代表了某个寄生有一百万种不同社会关系的主逻辑，我认为马克思也在此摇摆不定。当然他支持了巴黎公社。他承认这是共产主义在行动。所以马克思并不反对所有的前喻性活动。他确实说过工人阶级的自发组织是“共产主义的行动”。有人或许会说：如果你接受马克思最后的东西（虽然我认为他在这个问题上有很深的矛盾的看法），那么他认同某些反对派的形式创新能表现出前喻性。另一方面，当这种实践出现时，他与无政府主义者在这方面又有着深刻的争论。
我认为真正的问题在于马克思身上的黑格尔主义。黑格尔关于整体的遗产流毒很深。巴枯宁与马克思在关于无产阶级，尤其是作为必有的革命代表的无产阶级最先进部分，与农民、手工艺人或者无产阶级化的农民之间的关系问题有着重大的分歧。马克思的基本观点是，在资本主义总体统治下，只有无产阶级是绝对否定性的，而且也只有无产阶级通过否定整个体制来获得自我的解放。其他人都是某种意义上的“小资产阶级”。一旦你背负着这种绝对否定的观念，就意味着引入一系列非常危险的结论。其中一种危险就是宣称要将所有形式的道德观念抛之脑后。因为你根本不知道什么形式的道德将在一个非资产阶级的社会里存在，从而断定很多东西并不正义。
我试图指出更明智的观点是认为所有的社会和政治的可能性同时存在。仅仅因为某些特定形式的合作主义通过利用资本主义制度的可能性，比如消费的商品是资本主义的，或者生产技术是资本主义的，并不使他们比在政府管理之外的工厂更具有寄生性。许多合作方式和消费方式使他们成为社会主义者。永远存在着多层次的、对立统一的交换逻辑，行动逻辑和合作逻辑。它们相互嵌入，相互处于矛盾中，处于富于张力的关系中。作为结果，也就存在着一边是对资本主义的批判一边是资本主义不断将这些新的选择纳入自己内部的社会基础。并不是我们做的每件事都符合着资本主义的逻辑。有些事我们认为只有百分之三十到四十属于资本主义的逻辑。共产主义在很多层面上早已存在于我们的亲密关系中，所以是选择逐渐扩大摧毁资本的力量还是坚信只有通过绝对否定的方式把我们抛入一个毫无所知的伟大时代是一个值得思考的问题。
RW：你所支持的这种无政府主义观点强调手段和目标的关系。你曾写过：无政府主义者认为在任何东西之前，一个人的手段必须符合其目的；一个人不可能通过独裁抵达自由；实际上，一个人应当尽最大的可能在于他的朋友和同志中去创造他所希望创造的社会。似乎你倾向于支持通过“多元性策略”达到实际中的行动。那么如果有人坚持必须在一个严格的手段和目的的限制下，那么一种暴力的手段会侵害到抵达一个非暴力社会的原则么？
DG：关于手段和目的同一性的想法尤其适合于处理革命者之间的关系。你必须处理好你与同志们的关系，使你们之间形成你所希望创造的社会关系。很显然，你没有让你和资本家或警察的关系成为你所期望的关系的自由。实际上，我发现种族至上是一个必须维护的边界。人们过去批判全球正义运动，因为它使用类似“邪恶的”这样的术语，但这个词确实表明了一个边界。有些特定的机构我们可以与之交流，因为他们并不在根本上反对我们所要做的事。有些则无可救药。你甚至无法与之交流。这就是我们拒绝与WTO交流。“邪恶”意味着，“我们不会把前喻性逻辑延伸到他们身上。”当与那些仍处于我们的前喻性组织的人打交道时，你必须假定每个人都是有好的意图。你让他们体会到质疑的好处。就像（这是另一个无政府主义原则）没有比把孩子当成孩子更好的方法来对待孩子一样，把对待成人就应该把他当做成人。所以你应当诚实并且善意地让他们意识到质疑的好处。但你必须有一个起征点。而现在，起征点就是我们争论的所在。当一个自由社会的人看到人们以一种不负责任和破坏性的方式生活，他会如何处理？
RW：尽管它所代表的民主理念帮助推广了占领运动，很多人仍抱怨这种一致决策的模式最终会导致对其的迷信。整个决策过程变得十分孤立，对于最终的决策有耐性的人或者有闲的人发挥了过多的影响力。另一个关于决策共识被意识到的问题就是，只有最温和的、短期的目标获得通过。或者就只是那些极其模糊的关于“贪婪”或者“非正义”的反对声明获得通过，而这正是因为这些术语的意义难于界定。决策共识的结构下，由多数人所赞同才能通过提案，在我看来倾向于支持最保守的想法。这些批评对于占领运动合适么？
DG：你不能从一无所有而非多元化中创造民主。长期性的机构将会解决这些问题。这就是为什么我喜欢谈马达加斯加的例子，国家早已消失，但你却无法确认。人们仍像以前一样，因为他们习惯于通过达成共识决策。他们已经这样做了一千年。现在他们有一个军人政府。但是在每一个小社区的每一件日常小事上，都民主决策。这与我们的社会形成鲜明对比，比我们这个大的社会结构更加民主。最近一次（占领华尔街运动除外）二十个左右的美国人坐下了以平等的方式做出集体决策是什么时候？
是的，你是对的。如果你将所有权力交给代表大会，你只能得到广泛而文化的解决方案。这就是我们为什么有授权他们行动和鼓励他们去自发组织的工作小组。这是达成共识决策和分散处理的另一个关键原则。在一个理想的世界，一个难于达成共识的大群体在必须做出决策前应该说服人们不要急于做决定。这是应该是正确的方式。
RW：在何种程度上你认为政治目标可以摆脱政治需要？伦理在一个没有改变的世界里可能存在么？阿多诺在《最低限度的道德》里写道:“换句话说，我们在一个错误的整体中谈论亚里士多德伦理学中的美好生活是可能的么？亦或这需要一个政治上的转变作为前提？”
DG：我认为这种整体逻辑的结束需要一个总决裂。或许在革命之后我们可以想象一个决裂，而现在我们生活在一个整体上根本不同的社会，但我们都知道这样一个总决裂是不可能的。如果你接受了黑格尔的逻辑，那么一切就是不可能的。它几乎必然导致悲剧的结论和极其深刻的寂静主义政治，就像法兰克福学派那样。我不认为政治是可以避免的。就像无法抵达完美的人生一样，通向它的过程就是美好的人生。
我想按照伦理学就是这样。我无法想象一个我们不变革自身的世界，不变革我们相互关系的世界，不变革我们关于可能性的世界。这并不意味我们无法在某一天——或许就是很近的一条——抵达一个新的世界，这个新世纪里我们今天面临的问题将变成儿童的床前故事。但这并不意味着我们将不需要变革我们自己。变革的过程就是美好的人生。
RW:所以运动本身就是目标？这一运动将以自身做终点？
DG:必须如此。我想，除此之外还有什么是生活？

原文地址：http://platypus1917.org/2012/01/31/interview-with-david-graeber/

回到列宁，却脱离马克思恩格斯？

高流 — Tue, 03 Apr 2012 20:19:58 +0800

[美]奥古斯特·H·尼姆兹　著　；李百玲　译；来源：《马克思主义与现实》2010年第2期

　　[摘　要]　最近有一种赞成重读列宁的倾向，却包含着将他从马克思恩格斯事业中抽离出来的危险。仔细阅读马克思恩格斯关于俄国问题的著作，以及列宁直到《怎么办?》之前的一系列著作中所讨论的主题，就会对马克思恩格斯的事业与列宁之间的距离这一长期以来的假设有不同的看法，甚至会得出更加普遍化的结论。马克思恩格斯准确地预言了俄国革命，青年列宁通过必需的手段使他们的计划变成现实。列宁不仅在俄国，而且也在德国，用马克思和恩格斯而不是考茨基和德国党的观点和纲领理解和回答了俄国的发展问题，这使列宁不仅能看到德国社会民主党的实力，也能洞悉它的弱点。

　　[关键词]　列宁　马克思　恩格斯　德国社会民主党

　　在对革命的马克思主义的研究中有一个颇有潜力的积极发展是新兴起的对列宁的兴趣。最近出版的一部论文集(Lenin Reloaded：Toward a Politics ofTruth)反映了2001年召开的一次有关俄国革命的会议的主要内容，这部重量级的论文集是由会议的参加者之一——拉尔斯·利赫(LarsLih)在2006年提前定下来的。利赫本人的著作(Lenin Rediscovered：What Is to BeDone?)则专注于列宁最著名的著作之一《怎么办?》，还附有一个改良的新译本。这两部著作的问世很值得祝贺，不过同时也要有所警觉，因为它们都暗中强化了或自觉不自觉地老调重弹了在马克思学神话中所假定的列宁的事业与马克思恩格斯的距离。这么做就失去了一个继续肯定列宁的更加具有说服力的机会，至少对那些持此观点的作者来说是如此。

　　人们没有充分强调列宁相对于马克思的外在性：他一开始并不是马克思核心集团的成员。

　　事实上，他从未与马克思或恩格斯相遇。此外，他来自于“欧洲文明”的东部边界地区。……列宁强有力地置换了马克思，将他的理论从其原始文本中抽离出来，并将其植入其他历史时刻，从而有效地使其理论普遍化。[1]

　　可能这只是一种吸引读者注意力的说辞，但是不幸地是，它支持了假设的距离论。文集的17位作者中，很多是非常著名的，但只有斯拉沃热·齐泽克和拉尔斯·利赫对列宁及他的马克思来源作了清晰的阐述。

　　利赫提出的问题是：“列宁在哪里获得的灵感?他自然是从马克思那里获得的，但是更具体、更确切地说是从马克思在欧洲社会民主党和德国社会民主党的特殊化身那里得来的。在利赫的许多著作中，都详细阐释了这一观点。总体来看，他阐述了德国党的成功之处、它的历史以及曾经的成就。全世界社会民主党最成功的例子就是给予青年列宁以信心，使他坚信这一切同样能够在俄国实现。利赫的中心论点是认为《怎么办?》直接继承了欧洲社会民主党的传统。

　　利赫在引证列宁在《怎么办?》之前以及《怎么办?》等著作的基础上指出，在青年列宁刚刚形成革命纲领和政见的时候卡尔·考茨基这位所谓的社会民主党“教皇”对他产生了决定性的影响。关键的证据是，列宁在1894年翻译了考茨基最流行的著作，即对德国党纲领——这个纲领在1891年爱尔福特会议上通过——的评论：《爱尔福特纲领解说》。在1899年为俄国社会民主党撰写的纲领草案中，列宁写道：“我们决不怕说，我们是想仿效爱尔福特纲领。”[2]对于利赫来说，同样重要且引起争议的是在《怎么办?》中援引考茨基的“社会主义意识是一种从外面灌输到无产阶级的阶级斗争中去的东西”，这就是利赫用“俄国的爱尔福特分子”来描述列宁的证据。

　　与“教科书”的说法相反，也与某些列宁的左派支持者相反，利赫认为把列宁置于欧洲社会民主党之中是合适的，至少在他思想发展的一定阶段上。但是“作为马克思的特殊化身”这一表述方式的问题在于，它掩盖了列宁如何不依赖于德国社会民主党和考茨基，独立掌握并发展了马克思恩格斯的纲领和事业这一事实。我认为，列宁是通过马克思恩格斯本人的著作而不是通过考茨基的著作掌握了马克思恩格斯的理论。恰恰是因为这个原因，他能够更加准确地评判德国社会民主党及其领导人的优缺点——尽管在《怎么办?》中他仍赞同党是一种组织模式。不同意关于列宁的这一根本事实，就不能理解为何他会最终放弃德国党和包括考茨基在内的德国党的领导层。

　　就在列宁翻译《爱尔福特纲领解说》的同时，恩格斯就考茨基在政治罢工时写的一篇文章发表了评论。恩格斯揭示了“它的作者与现实的党派运动失去联系的程度”。当然，列宁决不会知道恩格斯对考茨基的不那么肯定的评价——这已经不是第一次了。他认为这只是他自己的批判，而且这种批判的矛头直接指向欧洲社会民主党的“教皇”。

　　这里要说的决不是对利赫令人印象深刻的极有价值的800页重读《怎么办?》的书评，尽管不提及此，后面的论述将是不充分的，但是比较而言，关注他的“俄国的爱尔福特分子”的独特观点，是以他整理的特定证据为基础的，即把列宁《怎么办?》之前的著作都包括在内。因此，不需要强调布尔什维克与马克思恩格斯的连续性这一更宏观的问题。对于这个非常有限的目标来说，那是一个在未来有必要更加详细研究的课题，对于列宁的纲领和政治学谱系，则是必需的。

　　我也要指出，在马克思和恩格斯之后，没有人比列宁这个从“欧洲文明的东部边界”来的居民更好地领会了他们的思想和政治学。中心性而不是外在性是最好地描述列宁与马克思恩格斯事业的关系的语汇。他们的“历史唯物主义概念”竟为他们准备了如此的“讽刺”。我现在要为这些说法提供证据，一个必需的出发点是马克思和恩格斯的纲领和政治学，因为它与俄国的发展有关(也是未来任何研究布尔什维克与马克思恩格斯的连续性所必需的)。

一、马克思恩格斯论俄国

　　1864年，国际工人协会(IWMA)即第一国际在伦敦成立，马克思迅速成为领导核心， 6年之后，俄国青年人恳请他在其管理机关——总委员会中作为俄国流亡者团体的代表，自此马克思正式开始与俄国革命运动建立直接联系。他认为这一要求是对他以前反对俄国的一种讽刺。但是马克思严肃认真、充满热情地对待了这一要求，此后直到他1883年逝世，马克思和恩格斯(在马克思逝世的12年间)都将俄国的发展置于优先考虑的地位。

　　1863年，俄占波兰地区农民运动爆发，马克思期望它会在俄国同胞中引发革命，“熔岩将会从东流向西”，换句话说，社会革命将会从沙俄开始并向西扩展。这一结论挑战了按照马克思学的标准——利赫可能会称之为“教科书”——解读两位革命家所得出的结论，即马克思恩格斯曾打算将他们的观点只用于先进的西欧资本主义社会。对于他们两人的进一步政治性阅读推翻了这一结论。西欧革命进程的历史命运，正如马克思讽刺性地在1857年提到的那样，依赖于世界上其他地方的发展——那些地方才是马克思和恩格斯真正的战场。

　　马克思担任第一国际的领导人使他声名远播，同时随着1867年《资本论》的出版，使俄国流亡者团体非常关注他。他们想请马克思担任支部在总委员会中的代表，正如他们在信中所解释的那样，因为这说明“俄国和德意志革命运动的特征极为相似，而且马克思的论著在俄国青年中广为人知，深受欢迎”。马克思的著作也非常具有吸引力，有一些著作于1872年开始用俄文出版，这是第一种非德文的版本。8年后，马克思评论了其著作在俄国的出版情况：《资本论》在俄国“比在任何一个地方都有更多的读者和受到更高的评价”。所有这一切都很值得注意，因为它再次与标准的版本相矛盾，即把他的思想假设为不适用于欠发达国家。激进的俄国人显然不同意这一点。

　　在为《资本论》做研究准备期间，马克思非常关心俄国的发展情况，尤其是农民问题，这促使他在19世纪70年代初开始学习俄语。有两位民粹派社会主义者的政治经济学著作对他产生了影响，其中一位是车尔尼雪夫斯基，他最流行的著作于1863年出版，是一部小说，题目就是列宁将会使用的《怎么办?》。在读完另一位民粹派社会主义者恩·弗列罗夫斯基(N·Flerovsky)所写的《俄国工人阶级的状况》一书后，马克思在给恩格斯的信中称其为“继你的《工人阶级状况》这一著作问世以后最重要的一本书”[3]。他指出：

　　在研究了他的著作之后可以深信，波澜壮阔的社会革命在俄国是不可避免的，并在日益临近……。这是好消息。俄国和英国是现代欧洲体系的两大支柱。其余一切国家，甚至包括美丽的法国和有教养的德国在内，都只具有次要意义。[4]

　　5年后，恩格斯准确地预言，俄国的社会革命“对德国的反作用也是不可避免的”[5]，虽然用的时间比他预期的要长一些。此后直到逝世，马克思和恩格斯都把俄国革命的发展放在优先地位来考虑，而这个事实几乎被所有马克思主义学者所忽视。

　　1871年3月的巴黎公社武装起义第一次使马克思恩格斯直接与年轻的俄国革命者进行政治合作，尤其是托曼诺夫斯卡娅(Elisaveta Dmitriyeva To-manovskaya)，马克思一家曾在1870年夏天帮助过她。马克思对于巴黎公社准确信息的需求是她去巴黎的原因之一，在那里她创建了“保卫巴黎和护理公务员妇女联盟”，作为国际工人协会的一个分支，并最终成为公社的领导者之一。通过她，马克思能够对巴黎公社的倡导者提供策略上的支持和实际斗争中的建议——例如迫切需要与各省农民结成联盟。巴黎公社运动一年后，恩格斯谈起像托曼诺夫斯卡娅这样的俄国年轻人以及其他与他们一起工作的人时说道：“有些人就其才干和性格来说无疑是我党的优秀人物；这些年轻人的刚毅和顽强的性格以及理论素养，简直是惊人的。”[6]

　　俄国年轻人想从马克思那里找的是有关俄国资本主义发展的未来前景的理论。更具体地讲，俄国能否在保留完整的农村公社土地所有制的基础上实现社会主义转变，还是必须要经过资本主义阶段呢?之所以没有明确的答案，是因为马克思认识到俄国仍然处于他难以作出绝对判断的进程之中。他起草了许多复信草稿，但是从未邮寄出去，这些草稿表明了他对这一问题的广泛研究。在1881年致维拉·查苏利奇——俄国的马克思主义党劳动解放社的创建者之一——的信中，他写道，为了使公社能够成为社会主义转变的基础，“要使它能发挥这种作用，首先必须排除从各方面向它袭来的破坏性影响”[7]。换言之，正如他在一封复信草稿中所说的那样，“要挽救俄国公社，就必须有俄国革命”。

　　1875年，恩格斯在马克思的敦促下与俄国民粹派成员彼得·特卡乔夫(PeterTkachev)进行论战，驳斥了民粹派认为俄国农民是“本能的革命者”的说法，他严厉警告了那些“过早的起义尝试”这一民粹派倾向，因为“俄国无疑是处在革命的前夜”。[8]恩格斯准确地预见到了革命发生的情况，尽管不是他预期的时间而是30多年之后。

　　在集中于首都的那些较开明的国民阶层中间越来越意识到……变革已经迫近，但同时也产生一种幻想，以为可能把这个变革纳入安静的立宪的轨道。这里，革命的一切条件都结合在一起；这次革命将由首都的上等阶级，甚至可能由政府自己开始进行，但是农民将把它向前推进，很快就会使它超出最初的立宪阶段的范围；……对全欧洲具有极伟大的意义。[9]

　　两年后，俄土战争爆发，马克思和恩格斯都认为这场战争将会引发社会革命。1904—1905年的俄日战争作为一个突发事件，事实上成为1917年俄国革命的先导。马克思和恩格斯都认为俄国社会革命一旦开始，必将向西扩展，从而引发“整个欧洲的急剧转变”。事实上，“俄罗斯沙皇制度的覆灭……便成了德国无产阶级取得最终胜利的首要条件之一”。1882年，恩格斯在给一位关系密切的德国党员写的信中指出，下一个国际形成之日，必将是革命时机成熟之时：这样的事变正在俄国酝酿着，在那里，革命的先锋队就要出击了。照我们看来，应当等待这一事变以及在德国必然产生的反应，——到那时，采取伟大的行动和建立一个正式的真正的国际的时机就到来了，不过到那时，它再也不会是一个宣传的团体，而只能是一个行动的团体了。[10]

　　这是一个意义深远的预言，因为1917年的俄国革命确实导致了1919年第三国际即共产国际的建立，而它也自豪地宣称自己信奉的正是马克思主义纲领。

　　1882年，在《共产党宣言》俄文第二版序言中，马克思恩格斯写道：“俄国已是欧洲革命运动的先进部队了。”[11]对于俄国农村公社的未来，他们仍作出了最清晰的回答：“假如俄国革命将成为西方无产阶级革命的信号而双方互相补充的话，那么现今的俄国土地公有制便能成为共产主义发展的起点。”[12]此时已是马克思生命的晚期，距离他的逝世只有15个月，但他仍然密切关注着俄国的农民问题，这也是青年列宁最初研究的问题。

　　俄国革命前线比其他任何地方都更加点燃了马克思的革命热情，成为他直到逝世前关注的中心。马克思在逝世前三个月，与他的女儿劳拉分享了他的思想在俄国的声望带给他的喜悦。

　　马克思逝世后，恩格斯仍在世12年，这样恩格斯能够把更多的纲领和政治学说具体化，与他的新同志一起研究俄国问题。恩格斯与流亡者团体保持着密切的联系，尤其是与查苏利奇，还有联系相对不那么密切的普列汉诺夫。当他介入流亡者组织的政治和内部争论时，他有意识地降低了干预的要求，作出更广泛的党的承诺。然而，他曾经向查苏利奇提出建议，这在列宁的《怎么办?》中多有提及，尤其是他要求对俄国运动进行公开辩论。俄国的发展呈现出急剧的资本主义化，“很大一部分农民愈来愈快地无产阶级化，旧的共产主义公社也愈来愈快地崩溃”。至于为了“共产主义发展的起点”，是否需要保存足够多的传统公社，他没有明说：

　　但是有一点是无庸置疑的：要想保全这个残存的公社，就必须首先推翻沙皇专制制度，必须在俄国进行革命。俄国的革命不仅会把民族的大部分即农民从构成他们的“天地”、他们的“世界”的农村的隔绝状态中解脱出来，不仅会把农民引上一个大舞台……俄国的革命还会给西方的工人运动以新的推动，为它创造新的更好的斗争条件，从而加速现代工业无产阶级的胜利；没有这种胜利，目前的俄国无论从公社那里还是从资本主义那里，都不可能达到社会主义的改造。[13]

　　因此，可以毫不怀疑地说，与后来的斯大林主义者对马克思恩格斯观点的所有扭曲相反，如果西欧的资产阶级统治不能被它的无产阶级推翻，俄国便“永远不会实现社会主义转型”。俄国革命不仅是西方社会主义革命的“推动力”，而且其革命本身也不可避免地受到西欧革命成果的制约。在后来的历史中，这个预设被进一步有力证实，虽然处于其中的俄国人民命运悲惨。

　　恩格斯的设想中缺少了俄国无产阶级。直到恩格斯去世一年后，列宁及其同代人中发生了政治生涯中的剧变， 1896年圣彼得堡纺织工人举行大罢工，这是俄国首次大规模的工业罢工。如果恩格斯还在世，无疑他会把工农联盟纳入他的考虑因素中，像他和他的伙伴为德国和法国等国所作的那样。列宁吸收了他们丰富的遗产，并进行了有计划的调整。

　　这一简短的概括表明，马克思恩格斯没有使用不确定的术语，相反，再次与通常的标准版本的比较，马克思恩格斯在政治上纲领上都很熟悉“欧洲文明的东部边界”，就像他们身临其境一样。由于他们的算术而不是他们的代数学在关于俄国社会革命时间的选择上是错误的，所以他们将只会惊诧于革命没有在他们所预料的不久之后便发生。

二、青年列宁对马克思和恩格斯的了解

　　在俄国的发展过程中，恩格斯关注的是1891—1892年发生的干旱和大饥荒对俄国造成的严重破坏。尽管恩格斯不了解饥荒发生的相关细节，但他正确地预见到其政治反应。按照托洛茨基在《青年列宁》——这是研究列宁前彼得堡时期的最好资料来源，虽然还有争议——中的说法，大饥荒对于列宁的政治轨迹产生了决定性的影响。亲眼目睹这一危机，使列宁坚定了信念，唯有激进地改造俄国社会才能阻止这种由于大的自然灾害而造成的社会混乱——这也正是恩格斯得出的结论。

　　要理解青年列宁如何了解以及了解马克思和恩格斯的哪些理论，很重要的一点是要考虑到他非同寻常的语言能力早在1891—1892年大饥荒之前就具备了。他的德语技能使他在18岁(即1888年)的时候就能阅读《资本论》。

　　1899年，列宁搬到了伏尔加河地区的萨马拉，那里受到饥荒的影响非常严重，他更深刻地理解了马克思的政治学和纲领。一年后，为了便于使用，他组建了一个研究小组将《共产党宣言》译成俄文。翻译过程需要对文本的深入理解，而不仅仅只是能阅读。在饥荒发生期间以及结束之后，列宁投入到《资本论》第一卷和第二卷的研究工作中(恩格斯到1894年还没有完成第三卷)。以托洛茨基的观点看来，“马克思从未有一个比他更好的读者，一个比他更加聪敏、更加应当感激、更加专一能干的学生。”托洛茨基经进一步研究得出，萨马拉时期，尤其是1891—1892年，列宁第一次有意识地成为马克思主义者。后来列宁与俄国社会民主党人熟悉的时候，在一次散步中告诉卡尔·拉德克，他在拿到劳动解放社的出版物之前，不仅研读过《资本论》，还有恩格斯的《反杜林论》。他对普列汉诺夫的著作也很熟悉，没有这个前提就不能到达社会民主党的领导位置，这发生在1891年。

　　在1921年党的普查表中，列宁填写他的革命活动开始于1892—1893年的萨马拉。列宁在1904年说，在马克思和恩格斯之前，车尔尼雪夫斯基“对我产生了巨大的无法忽略的影响”，明确这一点很有必要。正如已经提到过的，马克思对车尔尼雪夫斯基的政治经济学著作评价很高，就像《资本论》应该主要归因于费尔巴哈和青年黑格尔派一样。因此，马克思可能会赞同，阅读车尔尼雪夫斯基的著作对于俄国青年人理解马克思的分析是一个良好的开端。

　　为了达到上述目的，阅读《资本论》和其他著作是必做的一件事。这正是列宁在他的萨马拉末期(1889—1893年)开始做的事情，即用马克思的方法来分析俄国现实，尤其是农民问题和农村公社跨越资本主义私有制问题——这是马克思晚年研究的重要问题。几个月之后的1894年，在列宁第一部运用《资本论》而写的分析性著作中，他与恩格斯在实质上得出了同样的结论，正如上文提到的：“以前所未有的速度……变成资本主义工业化国家。”

　　进一步阅读列宁的早期著作和通信，至少那些由《列宁全集》编撰者所编辑的著作，揭示了他的作品与马克思恩格斯著作的相似度。除了《资本论》第一卷和第二卷、《共产党宣言》、《反杜林论》之外，他还阅读、作笔记或援引了《神圣家族》、《哲学的贫困》、《黑格尔法哲学批判》、与卢格的通信、《英国工人阶级状况》、《社会主义：乌托邦与科学》、《论住宅问题》、《论暴力在历史中的作用》、《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在1895年5月至9月的第一次西欧之旅过程中，列宁花了相当多的时间呆在苏黎士、日内瓦、巴黎和柏林的图书馆里，进一步加深了对马克思恩格斯著作的认识。他回来后不久写的文章《弗里德里希·恩格斯》就有力地证明了这一点，特别是他撰写的关于即将到来的俄国革命的过程和任务。到1902年列宁写《怎么办?》时，他对马克思和恩格斯更加熟悉，马克思的《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等著作都在他的阅读清单上。

　　然而列宁却很少涉及考茨基(和普列汉诺夫)。在可以称为列宁的公开宣言的《什么是“人民之友”以及他们如何攻击社会民主党人?》(以下简称《人民之友》)这一写于1894年的著作中，他只在社会民主党反对民粹主义的辩论中引用了1次考茨基的说法，他却引证了马克思41次，恩格斯14次。完成《人民之友》不久后的西欧之行无疑让列宁第一次阅读了许多德国党的文献，但是也没有明显改变这一引用率。在包括《怎么办?》在内的列宁的全部著作中，考茨基被援引了42次，而马克思被援引了151次，恩格斯是59次。《人民之友》蕴含了《怎么办?》的核心观点，尤其是号召无产阶级为政治民主制而斗争。正是这一宣言，尤其是最后一部分，明确而权威地表达了列宁的观点，他用社会民主党(但没有提到德国民主党)的名义提供了充分的理由，证明他如何完全彻底地掌握了马克思和恩格斯的思想。尽管列宁非常尊重考茨基的权威性，但他却宁愿选择直接回到考茨基权威性的来源那里——我认为，正是基于这一点，列宁才有信心最终与德国党决裂。

三、列宁所了解的德国社会民主党

　　利赫用来证明列宁作为“俄国的爱尔福特分子”的证据是准确的，但是却忽略了其他证据，那些证据蕴含了当未来的布尔什维克领导人写作《怎么办?》时对德国社会民主党的更加现实或者说更加冷静的看法。

　　在利赫的论述中明显缺少青年列宁对伯恩施坦和德国党自身的修正主义等所有重要问题的反应。当伯恩施坦对马克思的批评开始在民粹派圈子里受到注意的时候，列宁作出了他所能作出的迅速反应。在流放西伯利亚期间，列宁最终找到了伯恩施坦的《社会主义问题》，经过研究后将其斥为机会主义。尽管考茨基首度公开攻击伯恩施坦是在1898年9月党的斯图加特会议上，比列宁的批判大约提前一年，但是没有任何证据表明列宁在开始他自己的批判前在等着听取考茨基或是德国党的其他领导人说了什么。列宁认识到只是批判德国党在俄国的回声并不够——这是利赫唯一关注的——而应该找到回声的来源。他通过自己的方式，不依赖于德国党完整地领会了马克思，这一点使他具有了批判的信心。

　　在他的批判中最值得注意的是对伯恩施坦的诡计——英国费边主义改革者的德国版本——的批判，列宁得出了与恩格斯至少在1892年得出的相似结论。列宁和他的妻子克鲁普斯卡娅翻译了悉尼和比阿特丽斯·韦伯夫妇的《工团主义历史》这一部重要的费边主义文献，这无疑解释了他为何能够得出相似的结论。再强调一次，列宁掌握了马克思恩格斯的纲领，但他独立于恩格斯也是很明显的。同时，他开始着手进行批判，这是他独立于德国党的宣言。伯恩施坦问题的意义就在于，它是列宁的一个信号，清楚地表明尽管德国党曾是欧洲社会党的历史性旗舰，但它并非没有缺陷，至少在它最受尊敬的一个读者看来是如此。

　　列宁在写作《怎么办?》时，有机会阅读恩格斯1891年所写的对德国党的批判，尤其是他对倍倍尔和李卜克内西所起草的《爱尔福特纲领草案》的批判。列宁非常重视由考茨基编辑出版的德国党的机关理论刊物《新时代》，尤其是他把1901—1902年的《新时代》期刊寄给了普列汉诺夫。此时普列汉诺夫正致力于为新《火星报》起草纲领，列宁在附言中说：“上面有恩格斯和考茨基写的关于纲领问题的文章，这可能对您有些用处。”尽管草案采用的是恩格斯的观点，较之以前的如《哥达纲领》之类的纲领有明显的进步，但是在涉及政治要求时，仍存在着一些致命的缺陷。在恩格斯看来，“正好现在由很大一部分社会民主党报刊中散布的机会主义证明了”[14]。

　　恩格斯最关注的是草案没有明确德国社会民主党的核心政治要求，政治民主要通过与之不可分割的民主共和国达到。“如果说有什么是无庸置疑的，那就是，我们的党和工人阶级只有在民主共和国这种形式下，才能取得统治。民主共和国甚至是无产阶级专政的特殊形式。”[15]在恩格斯看来，没有提出民主共和国的要求是德国党的领导人为了不触及德国的“半专制制度”而采取的策略。与这种策略有关的是他们幻想通过合法的选举手段来夺取政权——这就是后来被称为议会社会主义的道路。他指出，德国的现实“证明了以为这个国家可以用舒舒服服和平的方法建立共和国，不仅建立共和国，而且还可以建立共产主义社会，这是多么大的幻想”。“这种做法可能也是出于‘真诚的’动机。但这是机会主义，始终是机会主义，而且‘真诚的’机会主义也许比其他一切机会主义更危险。”[16]恩格斯注意到这些问题没有在党内充分讨论，所以这一点在他的批判中反复提到。

　　如果民主共和国的合法要求不能明确在纲领中表达——这就有更多证据支持了恩格斯的“半专制制度”的说法——他提供了一个可替代的表述：“把一切政治权力集中于人民代议机关之手。”[17]在爱尔福特纲领最终草案中，他的建议出现在10个要求中的第二条：“行政机关由人民选举，它们要履行职责和承担责任。”恩格斯感到他的干预大体上是成功的，但是对于党的方向仍要继续保持冷静。当倍倍尔在1894年“以充分的根据诉说党正在资产阶级化”，“这是一切极端党派刚刚成为‘可能的’政党时的不幸”时，恩格斯仍是乐观的，他认为仍然有时间阻止党滑向改良主义。他表示在六个月内不再参与斗争。

　　列宁进行研究和批判的意义在于，他第一次了解到恩格斯对德国社会民主党发展方向的忧虑，担心机会主义倾向将会转变成毒瘤。尽管利赫并没有强调“俄国的爱尔福特分子”的事实，我仍然要指出，结合列宁对伯恩施坦的认识，他能更加冷静和准确地理解德国党。列宁亲眼目睹了这一事实，尤其是通过德国社会民主党的日常领导。恩格斯批评了德国党的领导人在一个关键问题上没有讲原则，这恰恰正是列宁非常坚持的问题，即社会民主党员在几近专制的俄国需要为政治民主而战斗。列宁阅读马克思和恩格斯的著作相较于阅读德国社会民主党的文献更增强了他的信心。如果说德国党曾经给予列宁灵感，正如利赫强调的，在他阅读了恩格斯所写的批判后情况就不一样了。列宁在阅读了纲领草案批判并将其寄给普列汉诺夫之后不久，便将《共产党宣言》视为“国际社会民主党的‘福音书’”，这一点决非巧合。在《怎么办?》的第四部分，列宁用毫不含糊的语言清晰地阐明：德国和俄国共产党人的近期任务都是为政治民主而斗争。换句话说，与查阅德国社会民主党的一些个别资料相比，列宁现在更加推崇原始文献。

　　正如上文提到的，利赫的“俄国的爱尔福特分子”这一观点重要的证据是列宁在1894年翻译了考茨基最流行的著作《阶级斗争》(《爱尔福特纲领解说》)。将恩格斯关于工人阶级如何夺取政权所持的立场与《阶级斗争》中的相关部分“政治斗争”进行比较，就不难发现一个并不算小的区别。考茨基强调的是利用议会，恩格斯看到的是需要“打碎”国家机器，“用暴力来炸毁这个旧壳”。不管考茨基有意还是无意，都很容易明白他的广泛传播的观点是为社会民主党的议会社会主义道路服务。恩格斯只有空阅读考茨基手稿的“前16页”，因此我们不知道他对考茨基《爱尔福特纲领解说》的看法。不过，后来列宁找到了恩格斯为工人阶级夺取国家政权作出的指示(在《怎么办?》中)，认为要比考茨基的说法更加有吸引力。

　　列宁可能并不知道，恩格斯并不是第一次进行批评了，他和他的战友早已批判过德国党领导人的机会主义。在马克思和恩格斯的理论宝库中非常重要的文本之一《1879年通告信》中，他们就曾批判过德国党领导人，因为他们将党的机关报《社会民主党人报》的编辑职责推给了三个新党员，而他们的观点与革命观点是相反的。考虑到后来的历史发展，有必要提一下，三位之一就是年轻的爱德华·伯恩施坦。马克思和恩格斯致信编辑部，“不可能再继续为它撰稿”，并与该报决裂，因此其领导人包括伯恩施坦在内，亲赴伦敦与马克思和恩格斯会见以解决他们的分歧，力图达成双方都满意的结果。因为《1879年通告信》在1931年才全部面世，那时斯大林对揭露德国社会民主党的改良主义根源很感兴趣，而列宁则不太可能熟悉它——至少在写《怎么办?》之前并不熟悉。当然，列宁也不太可能知道马克思对考茨基的负面评价：“是一个平庸而目光短浅的人，过分地聪明和自负。”这是马克思与考茨基在1881年的第一次会面后作出的评价。在马克思生命的最后两年也没有什么证据显示马克思改变了观点。列宁同样也不太可能知道，倍倍尔而不是考茨基是恩格斯在德国党内最尊重的人。倍倍尔的工人阶级出身和政治觉悟对恩格斯尤其有吸引力。马克思和恩格斯都在某种程度上怀疑党内知识分子视考茨基为他们的指路灯的做法。佐证是恩格斯写了对考茨基关于法国革命的一系列文章的评论。

　　列宁不知道马克思和恩格斯对德国党领导人的真实看法的主要原因可能是——当然是指在写作《怎么办?》时——他们两位所写的大部分东西被有意隐藏了，因为他们的信中充满毫不留情的批评，甚至倍倍尔这位几乎很难激发他们怒火的人，也感到为了维持与受到他们嘲笑同志的良好关系，被迫要承受这些责难。1913年首次出版的是马克思恩格斯完整的《1879年通告信》的一个预告版，事实上有大量的删节，大部分内容在伯恩施坦编辑的马克思主义运动编年史中。

　　在《怎么办?》问世两年后，列宁出版了另一部重要著作《进一步，退两步》，解释了俄国党在1903年第二次代表大会上的分裂。列宁很快发现德国党的领导人，尤其是考茨基，与他的对手孟什维克站在同一战线。德国党的理论刊物《新时代》的主编考茨基，发表了罗莎·卢森堡著名的但是很有倾向性的对列宁保卫布尔什维克的批判文章，但却拒绝发表列宁的回应。托洛茨基这一列宁当时的对手对列宁的诽谤，在考茨基的刊物中也是受欢迎的。

　　到1907年，列宁已经发现德国社会民主党正在变质。对列宁来说，没有比党在殖民问题上的态度更有启示意义的了。在1907年斯图加特第二国际代表大会上，党内多数派在伯恩施坦的操纵下，支持通过一份决议草案——最终被推翻了——公然宣称：“大会并不在原则上和在任何时候都谴责任何殖民政策，殖民政策在社会主义制度下可以起传播文明的作用。”[18]列宁和多数代表一样，大致如他提到的，从国家不能进行殖民侵略出发，谴责“社会主义殖民政策”。“这里有一个值得注意的令人痛心的现象，就是一向捍卫马克思主义革命观点的德国社会民主党，这次却动摇不定或者说采取了机会主义的立场。”[19]

　　随着1914年的“八月炮火”，列宁与德国党彻底决裂。德国党议会党团的决议——也是那些其他欧洲社会民主党的决议——投票支持第一次世界大战，这明显违背了革命马克思主义的原则和先前达成的协议，最终导致了分裂。为了弄清党何以为战争辩护，以及党为何会鼓励他妥协，列宁决定不回到马克思那里，而是再追溯到马克思恩格斯方法论的来源那里。如果说为了研究与考茨基和德国党有关的问题，列宁曾被迫回到前者的思想和纲领的来源——马克思恩格斯那里，那么这次为了这一关键问题，即如何解释德国民主党的变质，列宁在一战爆发后的两年中一直致力于研究马克思恩格斯方法的来源，即研究黑格尔。当文学与生动的革命实践相结合时，也发生了转向，这是德国在1917年之前所缺乏的，它对于理解列宁为何能够对马克思恩格斯的事业作出独创性的理论和纲领性贡献以及他何以曾是并继续是马克思主义的核心成员至关重要。

四、结　语

　　“回到列宁”再次成为受欢迎的新闻。但是在这么做的时候一定要谨慎避免两种错误倾向：一是试图将列宁从马克思和恩格斯那里分离出来，就像《再上膛的列宁》文集编者习惯做的那样；二是将列宁作为德国社会民主党的附属，就像利赫所做的那样。而要作出令人信服的结论，在列宁写作《怎么办?》时，一定要将其置于欧洲社会党的背景中考虑，利赫将这一众所周知的观点过于曲解了。他忽视了对社会民主党定义时的早期内部争论。如果他能少坚持一些他的论点，他可能会注意到青年列宁如何为了掌握马克思恩格斯的方法和政治学而直接从马克思恩格斯的著作那里学习，而不是从两位创始人的德国党的阐释者那里学习。正是因为列宁很好地扎根于马克思恩格斯的著作，他才能够预见、了解并确定马克思恩格斯所看到的发生在德国党内日益增长的改良主义倾向。德国社会民主党并没有像马克思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中所倡导的那样，为政治民主战斗到底，而是日益受到恩格斯曾一再告诫过的可能发生的塞壬之歌(siren song)的诱惑。

　　恩格斯在1874年写道：“我相信，下一个国际——在马克思的著作产生了多年的影响以后——将是纯粹共产主义的国际，而且将直截了当地树立起我们的原则。”[20]再重提一下，如果说恩格斯的计算不太准确的话，他的代数学是没问题的。他的预见将会通过俄国革命实现，他与他的战友对预见到的剧变满怀信心，而对这一成功实现的关键之人，托洛茨基作了如下精准的描述：“马克思从未有一个比他更好的读者，一个比他更加聪敏、更加应当感激、更加专一能干的学生。”

　　注释：

　　[1]Budgen， Sebastian， StathisKouvelakis， and Slavov Zizek，(eds. )：Lenin Reloaded：Toward a Politics ofTruth， pp.2-3，DukeUniversity Press， 2007.

　　[2]《列宁全集》第2版第4卷第191页。

　　[3]《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版第32卷第421页。

　　[4]同上书，第450、646页。

　　[5]当然，我的意思是说德国革命形势是随着俄国1917年革命产生的。

　　[6]《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版第33卷第488页。

　　[7][8][9]《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版第3卷第775、284、284—285页。

　　[10]《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版第35卷第268页。

　　[11][12]《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版第1卷第251页。

　　[13][14][15][16][17][20]《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版第4卷第450—451、411、412、412、412、620—621页。

　　[18][19]《列宁全集》第2版第16卷第68、67页。

　　(本文译自论文“A Return to Lenin-But Without Marx and Engels?”，原文发表于Science& Society， 2009年第73卷第4期，经作者授权发表，略有删节。作者AugustH. Nimtz系美国明尼苏达大学政治学系教授。译者单位：中央编译局当代马克思主义研究所)

文章来源：实践与文本。原文网址：http://www.ptext.cn/home4.php?id=4540

两篇有关贾樟柯的影评

sacanlee — Mon, 26 Mar 2012 18:10:40 +0800

作者：安得猛士

《逍遥游》：意识形态统治下的残余

在贾樟柯的电影里，流行歌曲是一个反复使用的道具。小武里的《心雨》、《天空》，三峡好人里的《老鼠爱大米》、《酒干倘卖无》，还有这部《任逍遥》和《站台》干脆就用流行歌曲来命名。

在我看来，这些流行歌曲似乎标识了某种意识形态统治下的残余。

贾樟柯的一系列电影拍的都是晃荡于社会边缘的孤独个体，但这些主人公不能简单地贴上底层群众的标签。经典意义上的工人或农民，哪怕流氓无产者都是组织化的，他们不是以个体的姿态来面对社会，他们无不拥有某个群体，以及这个群体所能提供的文化慰藉，同时他们也能以某种社会化组织化的姿态来表达自我的社会身份。在反映大致同一时期历史的电影《钢的琴》中，我们能看到在那些工人（尽管已经是经历过下岗被社会再次个体化后的工人）身上所体现出的种种阶级化的特质，对金钱的嘲讽、手工的技巧、固执的骄傲和粗犷的美学，这些无不体现为某种阶级自觉性。而对于小武乃至逍遥游里的彬彬和小济，他们则只能以个体的身份被动地去面对一切。

贾樟柯把电视、录像厅、高音喇叭乃至商业舞台全搬上了屏幕，对于许多不熟悉小城镇生活的人来说，这些简陋而媚俗的大众文化载体似乎带有一种超现实主义的色彩。从这些道具中，我们可以看到两种主流意识形态的宣传：一种是官方的，从电视里副省长的讲话、对犯人的审判到萨马兰奇宣布北京申奥成功，官方意识形态的宣传借助权力的控制而无处不在，从彬彬那句“美国人又打来了”和申奥成功后居民欢呼我们赢了可以看出这一意识形态运作的实际效果；而另一种则是资本化的意识形态，高音喇叭里的彩票宣传、蒙古王酒的促销文艺节目，电影中我们同样可以看到这一意识形态运作的效果，典型的就是两个青年对美国的妄想（遍地是钱、一美元能换一千块）。

这两种意识形态正对应着两种实质性的统治，权力和资本的统治。但对于彬彬和小济来说，他们却始终无法进入到二者的统治序列。彬彬试图去当兵，但因为身体原因被拒，又试图去卖光碟挣钱，但却收入甚少。也正是由于这一现实中的失败，使得两种主流意识形态在他们身上的运作效果都是不彻底的。当电视上宣布北京获得奥运资格时，他们只是呆呆站着，脸上并无任何欣喜，与四周欢呼的人群形成对比。

而流行歌曲正是在这一缝隙中乘机而入，相比于权力和资本意识形态宏大叙事的历史性，流行歌曲的运作效果是暂时性的，是瞬间的欢愉和满足，是彬彬那句“吃口饭混吧”，是趋向于破坏稳定性的非理性狂欢。然而这一狂欢又始终是暂时性的，当曲终人散时，那种恰如射精之后的空虚会再次将你包围，再次无从去向。电影中的两段爱情，无不如此。

电影的最后是彬彬被警察喝令背靠着墙壁，一遍一遍地唱着那首逍遥游，让我悲也好，让我悔也好…

《小武》：虚无的九十年代　

这部电影对于我的吸引力纯粹在于它的真实。看完后翻到了一篇法国评论家的狗屁评论，在他看来，那个简陋的可以花五十块钱找姑娘的KTV、警察局旁围观的群众这些都是导演有意的技术实验，充满着隐喻和暗示。我只能对这位坐在巴黎高级沙龙品着红酒的伪艺术评论家表示无语，高贵的法国人啊，这个世界并不都像巴黎。
小武真正给了我奇妙的穿越感，曾经流行的老歌、街边的桌球室、录像厅里泛出的港片打斗声，还有那一个个板着脸讲着蹩脚普通话的角色，这些都是我成长的背景啊。九十年代的县城大抵都是如此吧。黑色的方框眼镜、旧西装、插着兜走路、讲话没有条理、神态茫然地一根接一根抽烟，小武的那些做派如此地像我身边的那些朋友，在我的脑海里不断重叠又分离。那种熟悉的感觉不断地让我忘记了自己是在观影，也不断地提醒我该如何反思当年的生活。
曾经跟朋友聊起过八零后和九零后，他说或许真正的区别在于我们的童年还有一半处在市场经济之前。1992年邓小平南巡，从此中国开始了真正的大规模的市场经济改革，闷声发大财甚至成了最高领袖的提倡，这是小武的大背景，也是我们一代人生活的大背景。九十年代的我们正处于那个发生着巨大转折，各种价值观激烈碰撞的年代。
小武是个贼，但并不像警匪片里的二元世界，贼一样有朋友、有亲人、有他们生活于其中的规则，更重要地是他们和我们生活在同一个世界。小武有做正经生意的朋友，有为鸡毛蒜皮事情闹得满地鸡毛的家庭，有自己曾经拥有现在又失去的义气，还有可望得到的那一丝暧昧的男女情感，甚至他还能和警察有些互相给予的默契。他的不幸，或者更确切地说他的茫然在于他生活的这个时代。
从一开始，小武的生活就开始被社会的转向所解离。他曾经的朋友，改行干起了干净的贩烟和开歌厅，上了电视娶了漂亮老婆，甚至因为觉得小武的钱不干净而与他断绝了往来。在吴宇森充满兄弟义气的江湖片组成的背景音下，小武只能孤独地站在街边，看着一个个行人车辆从身边流过。很有意思的是歌厅里的那段对话，小武说他朋友走私香烟赚歌厅小姐的钱不干净，而他的朋友则说这叫贸易和娱乐业。中性化的词汇描述，反应的不仅仅是词汇的变化，更是价值观的深刻变迁。正确与否不再在于获得的方式哪个更符合正义，而在于能否得到市场规则的承认，道德观开始配合着市场化发生转变。小武失去了他的兄弟，败给的不是人心，败给的是市场的规则。
小武把他的希望投给了爱情，他捧梅梅的场，从物质到精神地关心她，试图从这里获得一个男人的尊严和意义。但梅梅走了，并且讽刺地在他被抓的那天发来一条祝他万事如意的祝福信息。小武又失去了爱情，这次是因为他不能合法地更多地挣钱，他败给了这个社会的评价体系，爱情看重的不再是关心与理解，而是挣钱能力的高低。
他的家庭纠纷最后登场，因为二哥对象的上门，围绕一个金戒指的归属又产生了纠纷，小武被他的父亲拿着棍子赶出了家门。
最后的亲情也被打败了。小武只能继续像一个多余的人一样晃荡在城市的洪流里，无所事事地窥视着他人的钱包。
直到电影的最后，小武被拷在路边，像一条死狗一样被人围观着，他依然试图保持早就被打败了的骄傲，但在围观下，他终于低下了头，不敢再看周围一眼。
小武的迷茫是身份的缺失，他在电影里试图获得朋友、爱人、家人的身份，但却一次次地得不到承认，而这种得不到承认的状态又正是由于整个社会的变迁所带来的。在九十年代开始的市场经济下，对价值的追求被肆意放大和扩充，无论是家庭爱情还是友情，都越来越被市场的规则所支撑，而小武恰恰缺乏着这方面的能力。他再也没法明确自己的位置，他无法判断自己是谁，更遑论改变。小武只是惊慌失措地发现身边的世界如此陌生，他不再属于这个熟悉的世界，站在大街上的他感到一阵阵的惊慌失措，他不知该如何面对这些熟悉的陌生人。小武所能做的就只是手插着口袋一根接一根地抽烟，他成了一个彻头彻底的多余的人，他只能用这种流氓无产阶级的方式面对着世界。
这种虚无感不仅属于小武，同样属于我们中的大多数。电影的最后，那些围观的人看着被拷起来的小武，面无表情，不知该如何面对，因为他们看到的不过是他们自己。电脑屏幕前的我，则是一身的冷汗，因为我也在里面看到了自己。

国内时政杂评三则

高流 — Mon, 19 Mar 2012 22:57:25 +0800

作者：马前卒

一、历史一点都不新鲜，刚刚发生的事情，21世纪以来起码两次了

http://www.here4news.com/article/3687655

从这个帖子的一句话——

坚持法制不是仅仅为了李庄，坚持自由权利不是为了google，坚持民主选举不是为了影帝而恰恰是为了王立军。
说起。
首先表个态，我对自由主义不认同，对八宝饭没啥好感，我只是说说我个人的看法。但我得承认，上面这句话，是文宣的典范，简洁、有力，充满节奏感、让人难堪，让人不得不正视。以后我儿子学作文，我就希望他写这样的文字。

大概10年前吧，或许稍微更早一些。有两个刊物被封：《中流》和《真理的追求》这两个刊物，客观的说对我有很大的共产主义启蒙作用，对这一点我始终心存感激。

不过，这些刊物的主持者是是一些老干部，他们有3点原则是不变的
1 党是好的，党中央是对的，我们要促党左转
2 有苏联的例子在，鼓吹自由民主的人搞坏了苏联，也搞坏了我们的党，我们要反对他们。
3 往回走来得及，我们能回到社会主义（但是有几个干部在嗡嗡嗡吃苦了，所以并不赞同嗡嗡嗡，所以他们的社会主义应该理解为49-66，76-84）
这些刊物在一个资本家可以入党，三个代表不断被强调的年代，显然很扎眼。但这些刊物一时半会封不掉，为啥呢？因为有几个高干罩着。比如邓力群，比如魏巍。所以我还能在学校阅览室看到。

忽而一日，刊物被封了。老干部们相对无言，看不到任何人支持他们，只有一个例外——自由派。

自由派有人发了公开信，写给邓力群的。大意如下——
老邓您当年当过中宣部长，也是呼风唤雨的人物。当年您让谁说话谁就能说话，让谁闭嘴谁就能闭嘴，我就奉您的命令闭嘴过。今天，您的刊物被封了，说我不开心，那是假的，我很阴暗地觉得老邓被人封嘴很有趣。但是，出于我的政治立场，我得说，“邓力群也有说话的自由！”。今天没人替你说话，我替你说话！

这个公开信显然是带着讽刺心态说的，但是，自古锦上添花易，雪中送炭难。你老邓已经不是中宣部长了，人家雪中送炭，而且是唯一的一根炭，哪怕来自你不喜欢的人，哪怕你不想要退回去。也该大大方方的道声谢。我把这个事情和一些老干部说了，他们什么反应？

无言以对。

过了几年，他们又去唱红了，毕竟人家一把年纪，求个心理安慰也就养老了。我呢，虽然始终认为自由派的政治观点很幼稚，没有操作性，虽然始终认为自己要坚持马克思主义。但从此也就和这个群体渐渐分开。当然，还有不少年轻人留在老干部的周围，有的是因为激情，有的是看到了仕途机会。

10年过去了，2012年3月15日大戏开场。马克思说的对，历史第一次是正剧，第二次是闹剧。我才30出头，不过已经从正剧看到闹剧了。http://www.here4news.com/article/3410480

但是很显然，不用到别处，就在这个bbs里，一本正经地参与闹剧演出的人还不少啊。历史总会往前走的。共产主义的定义是什么：“人的自由发展！”自由民主你不要，自然有人踩着你过去。踩你的人，可能是敌人，也可能是人民。总之你已经去了历史的垃圾堆，还没资格喊冤。

我前几天发了这么一条微博http://www.weibo.com/2001863161/xEQ7Yo28a

从制度上说，苏联死不是因为改革，言论自由。相反，苏联死是因为没有渠道让百姓表达对苏联基本盘的支持。许多人依据灭亡前的投票和民调结果说多数人支持苏联，没错。不过，为啥这种民意不能通过政治制度转变为决策力量呢？平时不让反对意见存在，不开放政治，危急时也没法动员人民对付少数干部暗箱操作。

我不是想影射什么，我发这个微博的时候，薄书记还好着呢。历史映射现实，这是必然结果。我不是算命先生，只是表述一个事实而已。虽然私有制的自由民主是个神话，但我承认，在公有制下如何实现自由民主，是个难题，难到什么程度？难到太祖都只是把第一步实验了一下。

这不是坏事，天上不掉馅饼，只有艰难困苦中诞生的东西，才是人类的宝贵财富。

二、薄熙来还有机会，国家资本主义也会前进

注：本文并非逻辑完整的论述，部分已经在其他文章里谈过的问题这里不再重复，可先阅读

http://review.youngchina.org/archives/3170《百年老狼——经济危机的脉络》

以及
http://www.tianya.cn/publicforum/content/worldlook/1/267947.shtml

薄熙来是什么路线？

国家资本主义路线。

（认为薄熙来是共产主义路线的请去找孔庆东和张宏良，没准他们还会给你介绍肖传国当队友。你们前程远大恕不奉陪）

国家资本主义哪里来的？

逼出来的，有苏联教训在前，有美帝压力在后，再加上美国金融集团自废武功，中国这个最先走上自由化道路的共产党国家没有拆到底，在21世纪拥有一个巨大的国有资本集团。

国家资本主义路线这两年的趋势如何？

加强。

为啥？

因为全球经济危机。经济危机的本质是少数人占有多数财富，多数人缺乏购买力，需求不足。

自由资本主义遇到需求不足，会争相削减投资，把危机放大，立刻制造一个1929。只有垄断资本才能互相协调，用投资来创造就业，进而保证需求。所以从力量对比上看，全国范围内都是国进民退，不光重庆一地。国有资本抢回了80年代末到21世纪初丢掉的很多阵地，民间资本也开始转而依附于国家资本。

重庆的国家资本主义近年发展如何？

更强。

体现在哪？

投资率，参见去年黄奇帆讲话，重庆的投资率80%。当然全国的投资率都不低，但重庆尤其高。

投资来自哪里？

央企、本地国企和被引诱来的民间资本。

为何重庆比别的地方高？

首先是薄熙来的关系多，央企大举进入。其次是国开行等单位支持，大量贷款。不过更重要的是薄熙来为资本创造了良好的投资环境。所以国资、民资、外资大量流入。

什么环境？

充足的土地和廉价劳动力。

怎么来的？

行政手段消灭农民，大搞城乡统筹（其他地方也在做），收缴农民土地，全市土地流转。在全国土地指标都紧张的情况下，重庆把远离城市的农民宅基地收了，拆了平房，让他们到城市里住楼房。再复垦土地，这样，楼房占地比平房小，有耕地盈余。于是重庆在耕地总量不变的情况下有了更多的土地指标，这些土地指标都用于郊区征地，自然土地供应充足。同时农民进城，变成足够的劳动力。

这其实是全国的普遍现象，但重庆的力度更大，基层官员的“劝说”水平更高。更重要的是，重庆能在省级单位内部做到土地自由流转，把大量山区土地置换为近郊的高价值土地指标。所以重庆做的好。重庆的人均收入增长不算出色（增长快了就不是好投资环境了），但真实就业率提高很快。

打黑是怎么回事？

投资率高了，流入资金多了，于是市面相对繁荣，政府能收到更多的税，雇佣更多的人手，而且给这些人相对不错的收入。中国的公务员、警察、税吏相对人口偏低，远低于其它发达国家，所以30年来需要社会组织，也就是小型黑社会来负责基层组织秩序。现在薄熙来雇了足够的人手来替代他们，所以能打黑，同时不会让经济停摆。同期其它地区的政府也增加了大量不在编人员，治安也明显好转，重庆做的更强一些，不能说有非常明显的差距，但肯定算是相对做的不错。

全国和重庆的趋势都不错，能走下去么？

有点麻烦。因为资本主义归根结底还是资本主义，国家资本主义的特征是把投资周期拉长，强行投资制造短期需求。每一轮投资都会导致生产能力相对更大比例的过剩。换句话说，投资是把经济危机往未来推。只要资本要牟利，那么回收利润的时候就是危机到来的时候。如果稍有衰退，很容易出现全面崩盘。必须用强硬的意志继续投资，把问题再往未来推一轮。一旦意志稍弱，或是遇到一点技术障碍，就是高铁这种结局。

此外，大量投资使社会资金量增加，会诱发通胀。所以投到一定程度会不敢投，也就是滞涨。

怎么解决这个问题？

资本不要利润，自然就没有相对过剩。换句话说，国家资本主义离社会主义并不远。只差让人民拥有资本一步。

如果不能搞彻底的社会主义呢？

那麻烦就大了，一部分资本放弃利润，其他资本不放弃，会导致这部分资本被压制，进而被消灭，或是出现明显的亏损，其他资本失控，一旦某项重大投资造成坏账，会出现全面衰退的连锁反应。换句话说，哪怕改良到90%，也是行百里者半九十，起码还有一半的难处呢。

薄可能彻底搞社会主义么？

难。

从经济结构上说，薄是为资本主义提供了良好的发育环境，才吸引来足够投资支撑就业的。何况大批投资来自于重庆甚至中国之外，很多还是国开行等国有银行的贷款，法理上根本不能被重庆人搞“地方公有制”。

只有这一个障碍么？那全国能改良不？

从人力上说，社会主义需要足够的基层力量，需要真正有理想的骨干。这种东西通过改良是改不出的，因为改良意味着某些接受这方面观点的人会被逆向淘汰。更何况现在的社会已经充分资本主义化了。比如说打黑，首要的前提就是增加的基层人力必须拿到比纯打工更多的钱。甚至对身边人，薄也做不到理想主义动员，薄自己也必须采取“利禄驱人”的模式来建立权力结构。

为何理想主义带不出队伍？

原因很多，不过最决定性的原因是没有合适的理想。理想主义不是一心向善，而是复杂社会科学。中国现在已经完成了工业化，不是一个半农业化社会——历史上尚无合适的先例。苏联在人口和社会生活模式完全工业化后一代人就完蛋了。从意识形态上说，不要说唱红这种浮于表面的红色文化，就是纯正的毛泽东、列宁时代的意识形态放到今天也不够用。

啥样的制度能带来合法性？

就目前而言，世界上唯一能勉强维持工业社会稳定，解释统治集团合法性的制度是欧美的资本主义——议会政治制度。

这套制度怎么来的？

来自小生产者和资产阶级的联合。

欧美模式，就是西方以私有制搞经济、议会搞政治、非政府组织协调基层的模式。这个模式有两个起源：商团和18-19世纪的理想主义。商团-资产阶级-金融霸主的脉络不说了，大家都懂，资本主义怎么能不让资本家出头呢？但这个理想主义源头却常常被人忽略。

所谓的欧美模式理想主义源头，其实就是小生产者在小社区里的直接体验。那时候分工简单，技术门槛低，大家觉得自由市场是最好的经济模式——在乡村集贸市场里所有小生产者是平等的，都能达到效率最大化。那时候政府也简单，尤其是小社区的政府，大家觉得只要有个选举，选一个自己认识的候选人管管帐，雇几个保安，政府的任务就算完成了。所以，民主选举、自由市场、低税率就是大家期望的好东西，也是大家全部的政治经济需求。万一还有点防火修桥的小事，就由经济宽裕的人物挑头，搞个临时组织，也就是ngo出来就足够应付。

这些条件如果都满足了，小生产者还真想不出还需要搞什么东西来打搅自己的生活。要是腐败的政府或是贪得无厌的贵族想来收税抢劫，小生产者们很乐意和新兴的资产阶级联合，一起造反。这就是法国大革命之后一次次起义的原因。到了最后，农业时代的统治阶级被扔上断头台，资产阶级组织政权，小生产者（城市工人）的要求也得到了满足，大家皆大欢喜。

这套模式这么好么？革命真的换到一个大团圆的结局？无产阶级（小生产者的继承者）真能和资产阶级和谐相处？

扯淡，资产阶级不这么想。合伙制企业怎么能不从同伙身上揩油呢。一旦私有制、议会制、社会团体这些东西成为统治社会的标准模式，资产阶级迅速就在新玩法下建立了自己的权威。原因很简单，只有一个字：“钱”。

钱能赚更多的钱，小生产者的利润多半要养家，资产者的钱大部分用来生钱。小生产者只能看到眼前的亏赚，大资本可以全球搜集信息甚至操纵市场。这说明自由市场一旦超出了乡村集市的范围，就没有真正的平等，永远是少数大资本赚钱，小生产者夹缝生存，乃至破产。社会因此分化为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

议会政治也免不了用钱。原来一个小社区总共也就几十上百户人家，家长们站到一个大厅里就能讨论问题。讨论清楚了，举手一表决就ok。这里默认交流信息，传递信息都不需要钱，也占不了多少时间。可一旦人多起来，搞政治的人要领工资，要找顾问；传递信息要开电台、设报纸；推销言论要雇人手，要印传单；这些开支都不是普通人能支付的。

所以，权力和经济增长的增量迅速归于资本——资本的代言人可能是资产阶级，也可能是夺权的高级经理。

这套模式既然是假的，为啥又说是唯一像样的工业社会模式？

假的比没得好。中苏过去那套的确走不通，欧美模式倒是吸收了马克思的不少经验。此外，这套模式的确改造了整个地球受教育阶层的思想——没办法，全世界都学欧美工业化，教育体系的各种细节也一并抄来了。即便是否认资产阶级民主的国家，比如中苏，实际上也是走议会政治的外壳，比如人大和苏维埃，也承认一人一票的普选制。甚至地方人大也抄的是人家的分权议会制。从这个角度说，这套制度的确有普世性。

前面说到这套制度的外壳并不是资产阶级设计的，而是小生产者设计的。这也意味着这东西符合人的直觉，便于被人接受。大家生活中见到的市场都是菜市场，所以觉得自由市场不错；大家生活中处理的事情都是小圈子的事情，所以容易觉压制得一民主就效率高。中苏实际上没走出公有制下的民主道路，而是用共产党来代替西方资产阶级的贵族议事会，再去管理那个议会民主的外壳。

不过，这种模式是招人烦的，尤其是连外壳的正常运行都不保证的时候。比如说，从小学起，如果一面宣称班干部是选举，一面实施事实上的教师指定制，带来的反感肯定大于直接指定。人大和苏维埃也是如此。

地球上有没有拒绝欧美模式的案例？

也有。既然民主外壳下的实际不民主招人烦，那么干脆去了这个外壳，把农业时代统治集团的血缘神话、宗教神化都拿回来，往往还更稳定一些，比如说朝鲜。

重庆的意识形态在一定程度上也走这种模式，比如红二代强调领导人的合法性，红歌强调政权的合法性。

但问题在于，你没法把这个东西全面铺开，没法像朝鲜那样封闭社会。更重要的是，我们是人人受教育能上网的发达工业社会，你这么搞，长期来看是招反感的。走不通。

中国人现在咋想的？

由于旧的民主外壳带来的逆反心理、基层组织30年来的腐败涣散，还有欧美强势文明的渗透，再加上距离产生美。普通中国人潜意识里对自由主义的认同，可能超过大部分国家。网上觉得有了国家主义就不要民主的小资实际上是绝对少数。普通人尤其是年轻人，在经济减速的时候一定会对非选举政府的合法性表示怀疑，甚至大多数政府官员和军官也如此。这就是中国经济高速发展和骂声越来越高的原因。

那咋办？

坦率的说不知道，但有一点可以肯定，国家资本主义的主流地位不会改。中高层官员们很现实，他们需要稳定，放开搞私有化，他们实际上斗不过民营资本家。更重要的是危机一波紧似一波，只有继续搞国家资本主义，继续强行投资才能多撑一段时间。所以薄熙来下台，重庆乃至全国都会继续走国家资本主义路线。最多是不唱红歌而已。

薄熙来还有机会么？

绝对有，原因很简单。国家资本主义只要不完全转向社会主义，都不能解决危机，只是把危机往后推，同时增加危机的潜在规模。薄熙来在重庆实际上没干几年，不要说投资商抽利润，就连大部分贷款还只是在还利息。所以说，薄熙来并不需要考虑下一轮投资如何动员，这一轮的便宜却占到了。一旦后任接手，实际上后任拿到的是一个潜在危机比全国其他地方都大的盘子，对付起来要加倍的麻烦。如果经济真的全面减速，重庆可能会先爆开，至少比全国大部分地方更容易爆开。

而且，重庆的问题是已经建立了太大的财政盘子，还有大批政府新增基层人力，一旦财政出问题，黑社会秩序必然重现（其他地方也一样，但这里反弹会更大），甚至在重建中带来更多的混乱。

总而言之，薄熙来虽然是被赶走的，但也可以说走的恰到好处，政治资本收获不少，麻烦统统留给后人——又不是我要走的。薄熙来下台在政治上是打击，但多半能保住党籍，还可能保留级别不低的闲职。一旦重庆比其他地区先出现问题……卷土重来的资本不小啊。

欧美模式是假的，我们也没有好的模式，未来咋办？

没有理由所有问题都一定要有答案啊。现在的确是一个资本主义全面崩溃的时代。改良资本主义也不能独善其身，下一步世界冲突会激化，内部矛盾也会纷纷呈现，旧制度，不管是官僚资本主义还是金融资本主义，还是欧洲的半吊子改良资本主义，统统不好混。

但是，共产主义运动并没有准备好接管这个时代。作为共产主义者，我只能说2012是一个大戏的开场，或者说2008-2012是资本主义最后一幕的开头。整个世界就像1911年的大清朝，旧制度不知所措，新制度也不知在何方。接下来的世界恐怕将是一个混乱无比的时代。美苏核武器带来的几十年和平怕是要结束了。在这个时代，乐观的人要看到希望，悲观的人也请乐观起来。

虽然我过去几年对薄熙来没啥好话，但今天他倒台了，我倒也不想说他有多邪恶。他只是历史的一部分，而且身上受到太多遗产的限制，他的个人品行和个人偏好实际上并不能强烈影响历史大势。90年代，我有亲戚在大连的血汗工厂上班，在铁栅栏工厂里每天工作12个小时，老板例行地扣下几个月工资和工人的身份证。但我也不认为她们到了东莞会有更好的命运。

我不是说薄个人没有能力。他算是官僚体系中嗅觉更灵敏，比较能适应新时代的人。薄熙来下台当天，bbc就说他是中国最西化的政治家。当年全国往自由化的方向滑，他是自由主义旗手，“经营城市”概念的提出人；如今国有资本主义主义的时代到了，他又比其他官僚领先了半个身位，抢到了不少政治资产。但他终究不是新时代的人，或者说我们都不是，历史局限性决定了他不能开创新时代。所以他也没法完全规避体制内的例行攻击。

但我不认为他的下台会改变国家资本主义的惯性。只要总危机不到无法遏止的一天，中国乃至世界的资本主义就得用国家资本主义来尽力维持。温家宝或者习近平都不可能和这个大势对抗——事实上，他们一向很懂得向形势低头。哪怕今后一两年中国社会多了一点自由主义的外壳，内核还必然是官僚主导的国家资本主义。薄熙来的粉丝请勿过于担心。

而一旦总危机出现，薄的暂时失势完全可能变成恰到好处的退让。他多半还会在资本主义最后一幕里拿到更有趣的角色。

三、政治需要格调——对网上谈政治的兄弟说几句不讨趣的话

薄熙来离任，看一些相熟的id发言，不管是在微博还是bbs上都是一片愁云惨雾，大有天塌下来的势头。当然了，王立军夜奔时他们还说情况再恶化就上街游行，要打游击云云。现在倒也没有见到行动。茉莉花革命的时候，据说是12个城市有13人次上街，其中1个是借着高铁跑了两次，五毛颇是大笑了一番，说你们自由派就是嘴炮， P的群众基础没有。现在风水轮流转了，上山的人凑够一打没？

我倒不是想笑话什么，我在说很严肃的话题。政治这个东西，固然黑，但不是无规则，而且规则对任何一个阵营都有效。前一阵子的五毛党风潮怎么来的？很重要的一点就是自由派知识分子集体堕落，缺乏历史和社会知识，谈起社会历史问题来漏洞百出，拒绝承认现实，被抓住把柄之后还造谣骂街，让许多对原来还对自由派颇有同情的人撤回了自己的支持。用许多id都说过的一句话来说：“被恶心成五毛了”。

既然知道自由派是怎么“恶心”人的。那就应该避免自己“恶心”别人，否则那不是自掘坟墓，把盟友往敌人那里推么？换句话说，你谈政治的时候不能造谣，不能说大话，不能骂街，不能三句不到就直奔下三路而去。不能动不动像乌有之乡那样上门打架，要消灭别人的言论自由。

可是，王立军事件以来，看看体制派，五毛党这边出了多少谣言？出了多少言之凿凿的“小道消息”？有多少人先说“反恐”再说“精神病”？所谓的领军人物，比如司马南之流，又多少次宣称“形势大好？”。对于置疑的观点，又说了多少脏话？被事实打脸之后有多少人认错了？有多少人转向下一个谣言，等着下一次打脸？这些做法不恶心人么？实事求是就那么难？

我个人以为，出来道个歉，不是丢脸，而是最大的脸面，是最大的人心。要是在乎自己那点面子，不在乎政治观点对人的影响，那你其实还不适合谈政治，劲舞团更适合你。

甚至造谣骂街都不是最严重的问题，最过分的是为这种玩法寻求理论依据。比如“用革命的谣言对付反革命的谣言”，这话其实就等于“和尚摸得我也摸得”。问题是你知道“和尚摸尼姑”的下场了，知道这样会把大批有正常智商的人恶心走，为啥还要图一时的手上快活，到尼姑的大腿上掐一把呢？你就那么希望降低自己这一边的平均智商？

再诛心一点，这种做法对哪一派有利？张宏良、司马南之流到底是哪一派的？他们是不是和茅于轼互为卧底啊？

要知道，被自由派SB拖到同一水平，必然会被SB用丰富的经验打败，新SB总是斗不过老SB的。或者说，一旦你采取了和SB同样的玩法，SB的目的就达到了。

我也反对以资产阶级为基础的自由主义，而且也不算新手了。2000年左右开始上网，那几年自由派风头最盛的时候我整天在网上和自由派吵架。西祠等过气的网站不说，光是天涯社区我就吵了5万多分（天涯一个帖子3分）。现在应该还有不少老id还记得马前卒那个id在天涯和自由派的乱斗。

不过呢，吵架归吵架，我有几个原则。1 不骂街 2不造谣 3 摆事实讲道理 4 保存对手所有的发言记录，必要时用来噎他自己。所以呢，看着一起辩论的盟友或者敌人一个个被封，换id，我这个id用了10多年也能混到今天。

不造谣不吵架不骂街，用敌人的话噎他自己，让对方气急败坏骂街。这不仅仅是用来保护id的，更是给旁观者看的。网络辩论，想说服对手很难，我也从不追求能让对手认错——事实上我更喜欢看对手气急败坏骂街。因为网络辩论，你争取的是旁观的人，这才是最重要的目的。我在关天茶舍不停地被人骂，被人指名道姓的写文章批判，结果呢？

2006年关天茶舍搞直选，自由派打算实践他们的民主自由。马前卒这个最惹人恨的id当选四版主之一（结果是我放弃了这个版主位置，第五名递补，放弃原因暂无法明言）。在一个王丹经常去指导，前版主可以把“关天版主”写入简历去应聘主编的自由派根据地，在一个曾是自由派小知识分子圣地，马前卒这个自由派敌人能当选版主，我对这个结果很满意。我认为，当选的原因就在于我的讨论原则。这些原则替我争取到了沉默的选票。

我不是说这种虚拟选举能用来模拟政治斗争。但这至少说明了一点——宣传工作需要格调。在一个人人识字，大家都想谈谈政治的时代，千万别把你的听众当愚民。如果你相信你的听众只喜欢骂街，喜欢泄愤，一旦拥有选择权就会被对手骗走。那么，你的听众唯一能做的就是认定你是SB——自由派不就经常做这种事么？

政治讨论，首先必须认定别人和你有同样的智商。否则小资产阶级潜意识里的优越感就会毁掉你的全部形象。

最后说点闲话，讨论有格调不仅仅是为了形象，更是为了自己。上网十几年，我觉得我还是多少有点长进的，从只会引用别人的话噎人，到自己也能装模作样的写点成文的理论，其中的长进，很大程度上是网络辩论逼出来的。要讨论问题，要压倒对手，还不能骂街造谣，这个压力自然就逼着我去读书，去查资料，去锻炼自己的逻辑水平。读了书，查了资料，有了逻辑思考能力，早晚能量变到质变，让自己脑袋里多点实在东西。

不管你主张什么政治观点，都免不了要走“由破到立”这条路。从“拒绝XX”、“被XX恶心”到“我主张XX”，前者可能更容易做，但群众需要听的是后者。这条路可能有很多种走法，老马说的上网辩论、用规则限制自己，或许也能算是一种模式，各位权作借鉴吧。总之，我貌似感觉自己开始往路上走了，以后还是离不开网络这个修炼场，希望到80岁的时候我还有力气上网砸砖。

被消费的经典——《九三年》的演出

以梦为马 — Wed, 29 Feb 2012 20:04:38 +0800

编者按：资产阶级人道主义与资产阶级民族主义，是当前公共话语中最讲“政治正确”的两大意识形态，也是近代以来腐蚀人民群众革命意识最甚的两剂毒药。关于无产阶级国际主义对资产阶级民族主义的论战，本站已经发布过相当数量的文章，而对资产阶级人道主义，却一直缺乏相对集中有力的批判。自马克思恩格斯去世之后，马克思主义发展史上存在过三次人道主义思潮：第一次是西方马克思主义的人道主义思潮；第二次是以赫鲁晓夫为代表的苏联人道主义思潮；第三次是20世纪80年代初在中国掀起的人道主义思潮。在告别革命的年代里，“人性”自然也被包装成精美的商品供“大众”消费。为了满足恻隐之心，一切剥削压迫都被还乡团掩盖，一切斗争反抗都被复辟者抹黑，以至于有人认为：纵使当权者再腐败，也比极左革命党好。好在历史是不以个人意志为转移的，鼓吹超阶级的“人性”者，总有一天也会面临这样的抉择：不是站到奴隶的阵营中来，就是站到奴隶主的阵营中去。

诚然，马克思主义脱胎于人道主义，但正是导师们从人道主义历史观转向唯物主义历史观，社会主义才完成了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空想的“人性”代替不了现实的阶级性，恩格斯说过：“共产主义不是一种单纯的工人阶级的党派性学说，而是一种目的在于把连同资本家阶级在内的整个社会从现存关系的狭小范围中解放出来的理论。这在抽象的意义上是正确的，然而在实践中却是绝对无益的，有时还要更坏。”共产主义学说是关于人的学说，其目的就是要解放全人类，但是世界从来不简单，历史又何尝会温柔？欲要实现兼爱天下的人道主义理想，我们得先握紧手头阶级斗争的宝剑。

作者：张晴滟

内容摘要：话剧《九三年》作为文化产品，其价值观烙上了消费主义的印记；而作为国家话剧院出品的大戏，其主题暗合了主流意识形态。在场面的选择和叙事安排上，编导对西方经典作品做了一次有意的误读，“人道主义”被架空，雨果的历史观被屏蔽。在后革命时代的中国，“去政治”已成为主流话语，当代舞台艺术为了“告别革命”扯起“人道主义”的大旗，努力网罗消费社会催产的所谓“大众”。而“大众”曾经指代“人民”，如今指代“有消费能力的阶层”。戏剧询唤了作为消费主体的新生的有产阶级，并日益成为这个阶级“去历史化”的工具。然而，《九三年》所遭受的冷落说明，在中国去除人类戏剧史上由来已久的意识形态烙印只能是徒劳的。

关键词：《九三年》　消费主义　去政治化

西方经典在国内舞台一般以通俗文化的面貌出现。自《少奶奶的扇子》在20世纪早期的成功开始，西方经典在话剧舞台积极地本土化。旧中国闭关锁国，观众无法理解伦敦客厅里的戏码；如今，大中小城市被全球化浪潮各个击破，舞台上再没有管温德米尔夫人叫金女士的需要。装腔作势的话剧腔因为欧美影视作品的普及有所收敛，太太小姐们难看的金色假发成为笑柄，脱了漆的巴洛克沙发和描绘着古典主义建筑的布景被撤走。在一些实验戏剧中，后台向观众暴露。然而，“移情作用”依然是主要手段。除了个别把玩形式著称的导演，改编西方经典的路子与文明戏时期的春柳派大同小异：故事仍然装得像历史，制造幻觉依然是舞台的终极目标。于是，台下观众们仰望着绘制的月亮，遥想着西方的文明，叙事人则面目不清地躲在暗处。

国家话剧院自成立之后一直致力于搬演外国经典剧作，继2003年推出了《这里的黎明静悄悄》、《萨勒姆女巫》、《老妇还乡》、《青春禁忌游戏》之后，2004年第一部大戏便是雨果的《九三年》。为什么偏偏是《九三年》？导演汪遵熹称：“法国大革命虽然已经过去二百多年了，但法国大革命中出现的许多问题至今仍困扰着世界各国人民。”[1] 纵观欧洲戏剧史，从19世纪末至今天，描写法国大革命历史的舞台剧为数众多：毕希纳的《丹东之死》、罗曼罗兰的大革命史诗剧、彼德魏斯的《马拉/萨德》等等，几乎每一出都在欧洲引发了激烈的讨论。讨论不过围绕着对法国革命的不同阐释，焦点聚集在革命暴力的问题。革命暴力究竟是一群偏执狂、妄想狂的杀人游戏，抑或推动历史火车滚滚向前的燃油？如一篇有关《九三年》舞台改编的报章文字所言：“今天，面临着‘现代性危机’的人类正在不断重新检讨自己：究竟什么是好的什么是坏的？什么是对的什么是错的？人类究竟向何处去？近年来，东西方不少哲学家、思想家对革命和启蒙思想，对暴力革命和人道主义，对‘权利意志’和‘回归前苏格拉底’，‘回复自然权’从各个角度重新提出了新的研究和思考。”[1] 让我们暂且撇开那个暧昧的“现代性危机”的表述，结合历史上的1793年，谈一谈雨果原作和中国舞台改编中的革命和人道这一主题。

1793年，人心所向的革命政府取得了辉煌的胜利，路易十六被送上断头台，然而国内逃亡贵族和立宪派勾结，里通外国，向巴黎进军。国民公会若不进行恐怖统治，就只好坐看革命瓦解、民族崩裂和国家消失。[2](P.91) 罗伯斯庇尔领导的雅各宾党人果断地实行了专政。他们赶走了寄希望于开明君主的立宪派，消灭了与国外封建势力关系密切的吉伦特派，对内平定旺岱的叛乱，对外抗击入侵的盟军。雨果的父亲就是一位在旺岱平叛的共和军将领，在征战之中认识了一位反对大革命的布列塔尼贵族小姐——后来成了雨果的母亲。小说《九三年》中，明知革命政府悬赏六万法郎捉拿叛军首领朗特纳克，农民退尔马克还是把前者隐藏起来，帮助他逃走；背负杀兄之仇的阿尔马罗，居然也盲目地跟着凶手反对襁褓中的国民公会。小说中的布列塔尼农民形象非雨果臆造。托克维尔曾有专门的分析，革命前，由于中央集权制和大部分国王对各个阶级实行分化治理，大部分贵族抛弃农民，被吸引进入朝廷。愈演愈烈的阶级矛盾是旧制度种下的恶果，以至于“尽管文明取得各方面进步，18世纪法国农民的处境有时竟比13世纪还糟”。[3](P.126) 在17世纪，唯有旺岱省份的贵族“不愿在国王身边尽义务，反而甘愿和农民呆在一起。”这些贵族后来得以召集他们拿起了武器捍卫君主制并为之战斗捐躯。[3](P.126)

旺岱的叛乱有着复杂的历史渊源，《九三年》的故事不能单纯理解为国民公会不得人心的写照。作为一个浪漫主义的小说家，雨果选择了这个特殊的场景，营造强烈的明暗对比：对革命军“决不饶恕”的老贵族朗格纳克召集布列塔尼农民掀起叛乱，代表共和国平叛的是他的侄子郭文和对保王党“决不宽大”的主教公社骨干西穆尔登。最后的决战，蓝军将白军围困于城堡，白军残部溃逃，朗格纳克在成功逃脱之后，返回火场，将他亲手关押在城堡中的孩子救出，从而落入了蓝军的手中。西穆尔登主张处死朗格纳克，郭文目睹了朗格纳克救人的事迹，陷入了沉思。小说这样描写：“郭文正在遭受一次审问……这个法官就是他的良心。他觉得自己整个动摇了。他的最虔诚的诺言，他的不可挽回的决断，这一切都在他的意志的深处动摇着……在绝对正确的革命之上，还有一个绝对正确的人道主义。那么很好，去吧，去为英国人服务吧，投降吧。投到敌人那里去吧……出卖法兰西吧。他颤栗起来。这种情形好像是可怕的十字路口，这些声音轮流发言，每一个所说的都是真理，怎么选择呢？”这，说是小说人物的思想交锋，不如说是雨果内心的两种声音在说话。“身为雨果子爵、法兰西学士院院士、贵族院议员，他常常在部长、大使家进餐，吃得肥头胖耳，油光满面……可当他从里面出来时，总看到人们愤怒而阴鸷的目光……他自感有罪，为了赎罪，渴望着某种残酷的流放。”[4](P.245) 1848年起义的洗礼让他毅然与“城堡里的伯爵”们决裂。他深知以他的身份地位足以成为革命的对象，但在这位天才而清高的文学大师的内心深处，他牢记自己是站在被压迫者的一边。[4](P.43) 《悲惨世界》中的马吕斯在政治上的转变和雨果完全吻合：从保王党人变成了波拿巴主义者，最后成了共和党人。白色恐怖降临，雨果结束了稳定富足的生活，开始了流亡生涯。在最后一部小说《九三年》中，雨果将《悲惨世界》中的马吕斯的内心冲突——对革命的渴望与对暴力的恐惧，转化为郭文和西穆尔登的较量。

午夜过去，郭文走到地牢，将朗格纳克放了出来。因为释放朗格纳克，郭文被西穆尔登领导的军事法庭判死刑。行刑前，面对自己的精神导师西穆尔登：

郭文：在野蛮的基础上，正在建筑着文明的圣殿。

西穆尔登：比一切都重要且在一切之上的是法律。这是绝对的共和国。

郭文：我更爱一个理想的共和国。比天平更高一级的还有七弦琴。

西穆尔登：那么你不责怪眼前的时代么？

郭文：不错。因为这是一个风暴。风暴永远知道自己所做的事……此外，既然我有我的良心，事变对我又有什么影响。

郭文说着，仿佛处于迷狂状态，他把手指高举，指出有一个永远能够独断独行的第三者。西穆尔登透过地牢的拱顶，看见了满布繁星的天空。

西穆尔登与郭文所仰望的是同一片星空。郭文死后，亲手签发死刑判决的西穆尔登失去了自己“精神上的儿子”，举枪自杀。朗格纳克冲入火场救出三个儿童的一幕违背了该人物一贯的冷血无情的气质，显得难以置信。这本非原小说浓墨重彩之处。而在话剧《九三年》中，朗格纳克的人格升华却似乎已经超过了《悲惨世界》中的沙威警探。雨果不愿突出“魔鬼身上的上帝”（《九三年》第三部第五卷的标题），当代中国的改编者却用聚光灯照亮了这一点。“人类进步”的代表与“封建专制”的代表平分秋色，普适的道德与伦理为“善”与“恶”划界，这难道真是人道主义的精髓，抑或是出自改编者自己的信念，或其为迎合某些观众的道德趣味而做的误读？在塑造专制势力的所谓“人性”的一面的同时,雨果致力讴歌的是反抗暴政的一方。1851年的12月，不得民心的路易波拿巴为了控制国民公会发动了政变。左派建立了暴动委员会。雨果加入了“暴动”，然而他却反对“暴动委员会”的命名，坚持要叫“抗暴委员会”，因为“暴动的是路易波拿巴”。在雨果那里，暴力是有正义和非正义之别的。正如他在《悲惨世界》中所言：“正义是会愤怒的，而正义的愤怒是一种进步的力量”。“在绝对正确的革命之上，还有一个绝对正确的人道主义。”《九三年》改编者谈到创作动机时照搬了雨果的名言。通观全剧，作为人道主义前提的“绝对正确的革命”丝毫没有展现，非但如此，剧中仅有的一处作为故事背景的革命场面与小说不符，与历史不符。伴随郭文礼赞1793年的独白，革命巅峰时期的巴黎街景在舞台改编中这样被提示：

修女在卖肉。贵族夫人在补袜子。小贩在卖马拉等人的半身像。理发匠做广告：“我给教士刮脸，我给贵族梳头，我给第三等级理发！”有人在“孔雀街”路牌上贴上“法律街”。有人在排队买配给面包。妓女在贩卖香水。扒手穿插在人群中。（第四场）

这本来自小说原著，唯一被添加的就是“扒手”这个细节。雨果在同一章节明确道：“在我们所说的九三年中，巴黎的街道依然保持革命初期那种伟大的和雄壮的景象”。（第一卷第一章　那时候的巴黎）“人民穷得可怕，可是他们的正直诚实却是不屈不挠的。那些穷鬼和饿鬼很严肃地垂下眼睛从平等宫的那些珠宝商店的橱窗前面走过。”雨果创作时是考证了历史的。乔治·鲁德告诉我们，构成那些被称为无套裤党的要求继续革命的人们，并不是罪犯，也不是饿昏了头的流浪汉，而是持久饥饿但坚持劳作的底层人民。九三年中的革命群众绝非“暴民”。雨果在同一章节中又强调，热月九日（罗伯斯庇尔遇害之后）以后，“不诚实的行为也跟着无耻的行为出现了，上层出现了贪污的军需官，下层出现了小偷，大批扒手充斥巴黎市面，每个人都不得不防备着他的皮夹子。”[5](PP.123,125) 热月的小偷跑进了九三年的巴黎。看似细枝末节，却露出了意识形态的尾巴。法国革命中的群众在资产阶级史学家笔下从来都是“群氓”形象。英国学者普莱斯审视毕希纳《丹东之死》时，查阅相关法国革命史资料，发现大多数对法国革命中的人民都抱轻蔑态度，称其为和平的破坏者、野蛮人、群氓。《丹东之死》(1835) 在中国舞台上乏人问津，却因学者刘小枫的点名而出现在公共话语当中。罗伯斯庇尔、马拉和丹东这三个巨头被一刀切开：前两者象征“暴力革命”，丹东象征“人性”。无限抬高丹东派的历史地位，目的只有一个，就是消解罗伯斯庇尔和马拉所代表的第四等级的力量。如今，凡尔赛宫的纪念品店里，最显眼的位置摆着玛丽安东奈特的半身胸像，销路最好的是她佩戴的珠宝的仿制品。游客们感慨着旧制度的华美和优雅，为一代艳后的香消玉殒黯然神伤。被西方主流思想洗了脑的也包括向往西方文化的中国人。“红色恐怖”的陈词滥调在他们心里如此根深蒂固，以致于可以无视雨果，无视历史，将雅各宾派失败后的混乱局面挪到雅各宾统治期间的巴黎。于是乎，人群里出现了“扒手”，革命群众成了“群氓”。

接下来的一场，作为结构性的重点，改编者营造了一场小酒馆中罗伯斯庇尔、丹东和马拉三巨头之间的闹剧。革命家化身为小丑，以革命的名义互相攻讦。小说中把国民公会喻为酿酒桶，桶里“虽然沸腾着恐怖, 也酝酿着进步”。“九三年是欧洲对法兰西的战争，又是法兰西对巴黎的战争。革命怎样呢？那是法兰西战胜欧洲，巴黎战胜法兰西。这就是九三年这个恐怖的时刻之所以伟大的原因，它比本世纪的其余时刻更伟大。”[5](P.129) 与此形成鲜明对照的是；舞台上的革命苍白无力，仿佛巴黎博物馆藏品中，某张热月后保王党创办的报纸上，那被复制了千万遍的红帽猢狲。舞台版与小说对革命的价值判断可谓南辕北辙，这一立场自然深深损害了原故事的人道主义主题。

比如，第七场开始，为了凸显郭文形象的意义，改编者再一次使用“时空大挪移”。革命失败被提前到了1793年。郭文与朗格纳克最终对决前，三巨头高喊口号相继死去。翻开任何一本法国革命史，读者都会了解到：马拉在1793年7月被保王党恐怖分子夏洛特科黛暗杀，引发了国民公会的红色恐怖。而丹东死在马拉遇刺的十个月后。这以后又三个月，罗伯斯庇尔被害，雅各宾派彻底失败。故事发生的1793 年却是革命高歌猛进的一年。小说中从未提及三位革命领袖的死亡，而编剧执意将革命失败提前展示，是为了全剧的高潮场面作铺垫。编剧心中，郭文抱着革命必败的虚无放走了朗格纳克（这不禁让人怀疑是受了刘小枫对丹东之死的解读的影响）。由于在郭文的抉择前加入了雅各宾的覆灭这场戏，更让人觉得郭文对朗格纳克的仁慈是符合历史潮流的。革命让至亲成了敌人，革命失败了，敌人又成了至亲。因为革命的缘故，闹得大家都没好日子过。革命既然必败，朗格纳克为什么必须死？或者再往前推，路易十六为什么必须死？安东奈特那颗美丽的头颅让人唏嘘不已！西穆尔登让郭文大义灭亲，正如嗜血的罗伯斯庇尔非要砍丹东的脑袋。可见，革命无道，革命反人类，反人道！耳边似乎回响起《双城记》中的那一声叹息：“自由啊自由，多少罪恶之名假汝以行！”……一种明确的意识形态表述就此建构。

然而，从该剧的相关评论那里，我们听到创作组说他们并不想“提供终极答案”。导演谈到排演《九三年》的现实意义时，说那是重新思考某种“现代性危机”。什么现代性？又有何种危机？“回归文学，回归人性，回归人类的心灵”——采访稿的小标题或许提供了解答。这里自然引出一个问题：“人性”指的是什么？小说中的郭文站在革命的起点，展望前程，为了“不再有贱民、不再有奴隶、不再有苦工囚犯”的乌托邦，不惜牺牲自己的生命。舞台上郭文革命恰恰在悬崖前勒住了战马。编剧设想的人性充满了功利主义和机会主义。两个郭文，哪个形象代表了普遍的人性？“革命尚未成功”，对前仆后继的英烈，是沉重的鼓励；但对庸人，则是失败的革命者必将遭受审判的警告。如此一来，每个叛徒都成了人性的代表。舞台上的郭文不过迎合了观众的好莱坞大片情结，满足了那个关于“时势造英雄，人人都能当”的中产阶级的乌托邦。

翻开戏剧史，舞台如镜。中国话剧改编西方经典实在是作者意图西方之镜照出东方的昨日和今日，给观众一个理想社会的想象，勾勒出一个明日的乌托邦。如卡尔曼海姆所论，艺术不过是对时代所具有的、由当时的各种社会势力和政治势力塑造的核心乌托邦的表达而已。[7](P.260) 在文化研究学者的话语中，作为大众文化的话剧演出就像“风月宝鉴”，一面是彼时彼地的意识形态，另一面是此时此刻大众所想所欲。舞台版《九三年》对郭文的解读不光是迎合观众的喜好，更是俯首当今的主流意识形态。2001年11月10日, 中国正式加入WTO。这一刻宣告了社会主义阵营昔日的中坚力量加入了帝国主义垄断的全球市场体系。历史的逆转催生了一些时空倒错的戏剧性事件。入世的第二天，仿佛某些荒诞派戏剧描摹过的场面，北京日报报业集团将从多哈带回的中国“入世槌”捐赠给中国革命博物馆收藏。革命失败的证物被供奉在革命的殿堂。雨果的时代是革命风起云涌的时代，我们的时代是“革命”记忆淡去、历史重新写过的时代。“在革命迫使下,垄断资本主义接过了发展主义、自由主义的伟大叙事……而此时大革命的先驱们若地下有知，睹此情境，却真不知该如何尴尬。”

《九三年》改编西方革命经典小说，又利用了戏剧这一传播思想的利器，本该再次激起轩然大波，结果却备受冷落。是“革命”话题不受欢迎吗？2000年5月至12月，由中戏戏剧研究所制作的小剧场话剧《切·格瓦拉》的演出被评为当年的“十大文化事件”之一。时隔四年，为这位拉美英雄欢呼的观众为什么拒绝为法国文豪的革命巨作掏腰包？2002年，英国皇家莎士比亚剧团改编自雨果同名小说的音乐剧《悲惨世界》登陆上海，连演20场，起价180元人民币的票价，观众依然蜂拥而至。而后仅仅两年，制作费好几倍于《切·格瓦拉》，并且由国家话剧院推出的《九三年》为何票房惨淡？

超阶级的“人性论”当下分外流行，不过向旧时代的旧神祇重新膜拜。《九三年》给出了一个人道主义的乌托邦作为解决问题的答案。当时受贫民拥戴的诗人拉马丁则批评雨果《九三年》书中的宗教人道主义哲学时说：“这部书是危险的……使群众迷恋的最致命的、最可怕的东西，就是那些实现不了的东西”。[4](P.96) 雨果的同代人福楼拜和波德莱尔亦曾指出，雨果小说里的“那些人不是人”。“人道主义”从“自由、平等、博爱”中走来，源自新旧两种意识形态的对立。而这种对立的本质，正如路易·阿尔都塞所言：“是富人向穷人作‘最深思熟虑的演说’，从而说服穷人像接受自由那样接受奴役。”[9](P.204) 两次世界大战中，羔羊知识分子们的面前尽是豺狼资本当道，“人道主义”沦为笑谈。在政治、文化、思想领域，作为革命对立面的人道主义意识形态在革命的年代和帝国主义战争的年代早已破产。

国家话剧院这部皇皇巨作穿上了“现代性”这件马甲。而“现代性”到底是什么？创作者语焉不详。其实，“关于法国大革命的解释不过是再一次成为二十世纪当代历史的注解……联起来却不过是宣告：一个‘私有财产’和‘资本’支配的，‘精英’统治的全球化的世界‘秩序’已经形成，而且降临在我们头上，在它背后却是‘世界大同’和‘自由、平等、博爱’这些现代性方案的破产。”[8] 中国舞台上可怜那个被消费主义吸干的人道主义，没有了“道”和“主义”的筋络，只剩下“人性”那副皮囊。知识分子们重新站队，自己装聋作哑也罢，居然还宣扬羔羊哲学、甚至与虎谋皮的文艺理论，为历史的倒退造出了一套新的修辞：用“阶层”代替“阶级”，用“普适的人性”代替“阶级斗争”。如此这般，莫非统统是“现代性”？

舞台版《九三年》是一次商业运作。演出作为中法文化年的重头戏推出，却在勉强完成演出计划后草草收场，不禁让人联想到雅典奥运会的闭幕式上那8分钟伪造的中国民俗。全球化浪潮中的艺术家们常将观众预设为“地球人”，急于表述自己认可的“普适”的趣味。身处政治、经济、文化激烈冲撞的世界大舞台，戏剧舞台艺术的视野反而日渐逼仄，剧作者的关照日渐狭窄。步入消费社会的话剧跟艺术离得越远，与运作资本贴得越紧。作为进入全球化的文化标签，“人道主义”几可视为荧屏上中国姑娘那一条条裸露的大腿，一片片金灿灿的胸脯。今天消费社会的所谓“人道主义者”们还喋喋不休地忆苦思甜，声泪俱下地控诉他们曾经投机过的或不曾体验过的革命的所谓残暴本质。

这里，我们不妨帮助他们理理法国革命的历史旧账：

雅各宾派在14个月处决了17000人。而张口闭口”红色恐怖”的史学家从不提及，1871年5月，资产阶级梯也尔政府屠杀巴黎公社社员，两天之内就横尸两万。[2](P.76) 那时，真正的人道主义者雨果开放自己布鲁塞尔的住宅，为公社社员的避难所。正是在巴黎公社失败后的翌年，雨果动手写作《九三年》，遥祭巴黎公社的死难者。

法国革命的讨论及相关文艺创作从未间断，究其原因，在于人类朝向自由、平等、博爱的脚步仍未停止，追求世界大同的信念仍未熄灭。阿尔都塞在整理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时说：“今天我们所以回顾这些探索和选择，是因为它们带有我们的历史的痕迹，还因为，随着斯大林教条主义的结束，它们并没有作为历史环境的简单反映而消失，而依然作为我们的问题而存在……我们今天的使命和任务就是公开提出这些问题，并努力去解决这些问题。”[9](P.4)

参考文献:

[1] 雨果收山作《九三年》上舞台, 没有女人没有爱情[N ]. 北京晨报,200423218.

[2] HOBSBAWM,E. J. The Age of Revolution 178921848[M] . Mentor ,1962.

[3] 托克维尔. 旧制度和大革命[M]. 冯棠译. 北京:商务印书馆,1992.

[4] 安德烈·莫洛阿. 雨果传[M] . 沈宝基等译. 长沙:湖南文艺出版社,1995.

[5] 雨果. 九三年[M]. 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6.

[6] PRICE ,VICTOR. The Plays of Georg Buchner[C] .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71.

[7] 卡尔曼海姆. 意识形态和乌托邦[M]. 北京:华夏出版社,2003.

[8] 韩毓海. 错误的法国大革命? [J ] . 天涯,2002(2) .

[9] 路易·阿尔都塞. 马克思主义和人道主义[A] . 保卫马克思. 顾良译. 北京:商务印书馆,1984.

卢卡奇对政治自主性的批判——读《理性的毁灭》

sacanlee — Sun, 26 Feb 2012 11:44:24 +0800

作者：罗马拾荒人

20世纪四、五十年代，西方思想史上出现了三本对“西方理性”进行反思的伟大著作：洛维特的《从黑格尔到尼采》（1939年于日本写就，1941年于美国出版），阿多诺与霍克海默的《启蒙辩证法》（写于二战期间，1947年在阿姆斯特丹首版）以及卢卡奇的《理性的毁灭》（1952年写就，1954年出版）。
粗暴地说，这三本著作都是对纳粹主义崛起、理性走向反面所进行的反思，只是，《理性的毁灭》因其彻底性和斗争性而显得党派色彩浓重，尤其是在所谓的后意识形态时代，卢卡奇的党派话语与当下的话语体系显得格格不入，不像另外两本那么哲学，且远不如《启蒙辩证法》那么畅销。
但卢卡奇要告诉我们的恰恰是，哲学或者思想不能从哲学或思想本身去理解，而是要放在广阔的社会发展与阶级斗争状况中，内在地得到理解。

一．两条阵线上的斗争

我们首先要搞清楚卢卡奇写作的时代状况。在其天才著作《历史与阶级意识》出版之后，卢卡奇受到了党的严厉批判，为了留在党内，只好承诺不再出版此书。之后卢卡奇出版了关于列宁思想的研究著作，1933年随着法西斯主义的崛起，卢卡奇只能移居莫斯科，在随后的12年内，卢卡奇远离哲学与政治，撰写了大量研究欧洲文学的作品，直到《理性的毁灭》的出版。
如果说这本书是在冷战氛围下写就的，我们并没有说出什么内容。但是，卢卡奇的确有着自己的考量，那就是冷战的激烈化以及非理性主义的死灰复燃。但什么是非理性主义？非理性到底从何而来？我们在第三部分会进行分辨。
虽说是冷战，但也是战争，是政治的延续，是两个集团，两种主义，是敌和友之间的生死之争。以美国为首的西方世界意图孤立苏联，分化社会主义阵营，将苏联描绘为自由的敌人，继而名正言顺的一举歼灭。战争的阴影笼罩着世界，作为唯物主义哲学家，这种现实考量不可能不反映在卢卡奇的写作中。
但卢卡奇毕竟不是政治家或军事家，他的考量主要集中在意识形态领域，也就是说，他参与的是“文化冷战“。而1945年到1960年，正是美苏“文化冷战”最激烈的时期。事情还没有这么简单。卢卡奇所要面对的不只有来自右面的资产阶级思想家，还有来自左边的某些马克思主义者，如萨特。我们不禁要问，为何卢卡奇如此好战，要在两条线上作战？
二战期间，知识分子普遍为共产主义的反法西斯主义所吸引，成为共产主义的同路人，但在二战之后，这些知识分子对苏联开始采取批判态度，游离在两个集团之间，并在意识形态上日益为以美国为首的“自由世界”所吸引。在这方面萨特与梅洛—庞蒂等人最为典型。
1945年梅洛—庞蒂、雷蒙•阿隆、波伏娃以及萨特创办了《现代》杂志，之后阿隆便因为与法共政见不合，脱离该杂志，而梅洛—庞蒂和萨特则保持内部批判者的角色，与党内知识人如列弗斐尔进行争论。之后，梅洛—庞蒂也成为共产主义的严厉批判者，发表文章批判那些与斯大林主义有所关联的思想家，如卢卡奇，并与《现代》决裂。
在卢卡奇看来，资产阶级思想家固然要驳斥，要斗争，对那些所谓共产主义的同路人也不能“心慈手软”，因为在冷战状态下，两个集团不是你死就是我亡，任何不彻底性和首鼠两端的行为与学说都可能是授人以柄，来不得一点含糊。而萨特的存在主义马克思主义就是这样的学说。
尤其是在二战之后，反法西斯同盟瓦解，一边是自由民主的西方世界，另一边则是共产主义的东方世界。作为敌人，共产主义世界就被建构为法西斯极权主义的替代品。于是，在自由民主的西方世界看来，共产主义与法西斯主义成了等价物（而这个等式在当下也成为很多人的共识）。为了应对这种反共产主义与反马克思主义的“十字军东征”，尖锐且深入的批判必不可少，而卢卡奇也认识到，正是尼采第一个“在一切路线上开始了这一思想斗争”。⑴于是，卢卡奇批判的火力自然就主要集中在尼采身上。

二．哲学与政治：以尼采和海德格尔为例

这是一本哲学史或思想史著作，但卢卡奇也很明确的说：哲学史与政治和政治经济学有密不可分的内在关系。本书一开始就开宗明义地说：“哲学的厉史, 正象文学和艺术的历史一样，从来不象它们的资产阶级历史学者所以为的那样，简单地是一种哲学观念或哲学人物的历史，对哲学来说，问题及其解决方向，都是由生产力的发展，社会的发展，阶级斗争的开展提出来的。如不根据对这些首要推动力的认识，一个时期的哲学的根本线索就不可能被揭示出来。”⑵
这段话很容易被理解为经济决定，但是卢卡奇的意思并不是说，经济或生产力的发展决定了思想的呈现，这样我们就无法理解同时代思想家如卢卡奇与海德格尔之间的区别。他说的不过是，思想或观念的考察不能只停留在思想或观念领域——这无异于神学形而上学，而是要从社会发展、阶级斗争状况的现实去考察。因此，“ 世界上并不存在什么‘无辜的’ 哲学, 并不存在纯粹学院的哲学。 ⑶所以，“ 这本书的基本命题之一就是, 没有‘清白无辜的’ 世界观”⑷。正是从这个角度，我们才能真正看清尼采的文化批判。尤其是在后现代大潮下，左派右派对尼采过度使用，让我们根本无法看清尼采的面目。卢卡奇从政治经济学和社会发展的角度去看尼采“超然的”文化批判，这无疑为我们提供了不可多得的视角。
我们一般都认为，尼采的核心思想是，权力意志与相同者的永恒轮回，只有把握这两个思想，我们才不致为尼采作品的纷繁复杂所迷惑。但是，我们也要把1848年这个年份谨记于心，是年尼采4岁，但这个年份宣告了一个幽灵的到来——共产主义的幽灵。虽然欧洲的革命失败了，但这个共产主义的幽灵却一直徘徊不去，而在尼采看来，无论是共产主义，社会主义，还是无政府主义，这些都是奴隶道德的起义，是对基督教的蹩脚模仿，应该除之而后快。当尼采听闻巴黎公社的消息时，尼采义愤填膺，甚至比法国的统治者还要惊恐愤怒：面对这样的文化地震（巴黎公社——引者注）该怎么办，作为学者！就像感到了自己的毁灭。这是我生命中最糟糕的日子。⑸所以“施（特劳斯）派”说，尼采厌恶左派政治并设想了一种新贵族，可以说，他创立了政治右派的无神论。⑹ 这样我们就更能理解卢卡奇那“党派色彩”浓厚的论断：尼采哲学是一种积极反对它的主要敌人——社会主义和工人阶级——的世界观⑺。
在《权力意志》的笔记中尼采甚至这样写道：在伟大的人身上有着最多的生命的特殊品质，不公正，谎言，剥削。 ⑻在我们这些“现代”的耳朵听来，这些话简直大逆不道，政治不正确至极。但是在尼采的思想中，这是再“自然”不过的了，因为尼采所持的乃是一种古典的自然正当（natural right）论，这种理论认为，真正的正义就是让平等的平等，不平等的保持不平等。如果让原本不平等人变成平等，这就是对最高价值的否定，是虚无主义，欧洲虚无主义就是来源于社会主义与民族主义的运动，尼采之所以对巴黎公社有不共戴天之感，其原因就在于此。

社会主义学说不祥地潜藏着“否定生命的意志”。因为，杜撰了这种学说的必定是败类，或衰败的种族。其实，我希望，——说不定要经过若干次试验来证明——，生命在社会主义社会中会自我否定，会自断其根。⑼

其实尼采的意思是，在社会主义社会中，贵族的生命必然会自我否定，而那些小民（无产阶级，工人）的早已堕落的生命是不值一提的，正是他们在蓄意密谋，想要推翻原本的价值秩序。所以真正的伟人（超人）在张扬自己生命的时候，要不惮于残忍——一头狮子吃掉一只兔子算是残忍吗？尼采不仅要呼唤抵御基督教奴隶道德的骑士精神，他还有一个更迫近的任务，那就是对抗在他的时代所进行的社会主义运动。虽然身处19世纪下半叶的尼采对政治经济学一窍不通，但这丝毫没有减弱他对时代的洞察力。
尼采的生命哲学与美学观念在否定颓败、虚弱的奴隶道德的同时，肯定了健康、残忍的主人道德，而在海德格尔的存在哲学那里，在一战与二战之间的帝国主义时代，则是对待世界的普遍悲观的态度——黑夜里，一切牛都是黑的。卢卡奇指出，

“生存”的强调代替了曾经着重使用的“生命”这个口号，当然不是偶然现象，不是单纯专业术语上的事情……“生命”这个着重强调的词，意味着主观性占领了世界，因此生命哲学中不久就要接替海德格尔和雅斯贝尔斯的那些法西斯主义积极分子们就重新使用这个口号，当然他们再度带来新的内容。作为哲学主题的“生存”，意味着对许多曾被生命哲学当作活的而予以肯定的东西的抛弃；现在它们都显得象是非本质的、非生存的东西了。⑽

这是一个普遍沉沦的时代，每个人与一切人都处于沉沦之中，将自己托付给一个叫做常人的非—人。在尼采等早期生命哲学家那里，某些（强者或者少数贵族）生命能够把握外在僵化的形式，从而驾驭外在世界，而在海德格尔的此在现象学分析中，人普遍的因为座架，都成为现代图像时代的受害者。作为完成了的形而上学，技术成了一切，而人无关紧要，这种无关紧要感就表现为人的非本真性存在。“着重强调生存，用以取代生命，甚至对抗生命，恰恰表达了普遍地对这种生命变得无关紧要了的恐惧：人们用这种强调生存的方法寻找主体性的内核、主体性的真谛，这内核和真谛，乃是人们希望和努力从这种行将濒临的全面毁灭中加以拯救的东西。”⑾
海德格尔对人的此在进行了细致深入的现象学考察。之所以用此在，正是要客服意识的主观性，从而获得现象学的客观性。但这种客观性无疑是虚幻的，海德格尔的此在分析并没有摆脱“主体主义”，因为“他所理解的‘此在’，不是别的，正是人的生存，甚至归根到底只是人的生存在意识中的现象。”⑿如海德格尔所说，此在的本质根基在于它的生存。⒀
于是对生存境况的现象学观察就成了海德格尔哲学的重中之重。虽然海德格尔批判叔本华和尼采等人的唯意志论，并且指出，现代科学作为一种对存在者的计算性的对象化方式，其结果就是，世界座架和人沉沦。面对沉沦，存在便有了本真性与非本真性之分。
这种区分是人的主体性的内在区分，而非尼采那样外在性的区分——有些人本来就强壮高贵，有些人本来就虚弱低贱，被抛的此在就徘徊在本真与非本真之间。为了摆脱这种境况，海德格尔不得不求助于带有意志论色彩的决断，并让自己的语言变得神秘兮兮，虽然他对意志论心存芥蒂。正如伊格尔顿所说：

存在本身变成了一种偶然：海德格尔否定了存在的所有形而上学基础，直截了当地把存在搁在其自身虚无的运动中。存在所立足的‘基点’正是这种对自我自有超越的永恒的波动，其本身就是一种虚无。海德格尔的存在是深不可测额，是一种没有根基的基点，它如同人工艺术制品那样，在自己自由、空洞的游戏中证实自身。如果说存在作为整体是偶然的，那么此在则出人意料地并非如此，这是由于存在需要此在，它包含着一种必需由此在加以充实的内在贫乏。⒁

这种无根基感，这种自由的空洞与贫乏，让海德格尔的学说染上了伦理学—美学的色彩，与魏玛时期的普遍情绪一拍即合：

一方面，对帝国主义危机时期个人的内心虚无感进行无情的揭露；另外一方面，由于这种虚无感的社会原因被偶像化为永恒的和反社会的东西，这种浮现出来的感情就能很容易转化为一种绝望的、反动的积极性。希特勒的煽动不断地宣扬绝望，这决不是一个偶然情况。⒂

三．政治自主性的幻觉

虽然卢卡奇批判的重中之重是尼采，对施密特着墨不多，但是鉴于其在当下中国的接受程度，我们无疑要深入挖掘，认识其学说的反动性。同海德格尔一样，施密特的学说也是一种政治存在论，用本雅明的话说就是，政治的审美化。这种存在论的根本就在于政治自主性的幻觉，这种幻觉与个人主义如出一辙，只不过前者着眼于政治领域，后者关注的是个人领域。在施密特那里，就是他的决断论，主权者就是决定例外状态（Ausnahmzustand, state of exception）的人。⒃ 到底例外状态是什么？
例外状态与一般法理学上的紧急状态（state of emergency）或戒严状态（state of siege）有所不同，后两个概念只是对现实境况的客观反映，是对现实情境的反应∕动，而例外状态则出自于主权者的无中生有（creatio ex nihilo），是主权者的主观决断。
施米特的这种决断论针对的是自由主义形式法学。在施米特看来，自由主义所导致的是政治的技术化和中立化，政治陷入了没完没了的商谈，没有能力进行决断，魏玛共和国的软弱无力就是最好的证明。在《中立化与非政治化的时代》中，施米特对此感叹道：神奇的宗教性变成了同样神奇的技术性。20世纪不仅成为技术的时代，而且称谓把技术作为宗教信仰的时代。它常常被称为技术的时代。⒄
这段话与我们前面所讨论的海德格尔的技术观可谓异曲同工，只是海德格尔从哲学角度来探讨生活世界的被座架，而施米特是从政治角度来考察技术思维所导致的经济主义和去政治化。而列宁的公式“苏维埃加电气化”中所蕴含的技术主义更是让天主教传统的施米特难以接受，在施米特看来，苏俄是其政治上真正的敌人。我们如何理解这种对技术的警惕，如果不是厌恶的话？当然不能贴上浪漫主义的标签就将其弃之一边。海德格尔对前苏格拉底哲学的推崇以及其新教神学的取向让他不可能对德国浪漫派有所好感，而施米特更是用《政治的浪漫派》去批判浪漫主义思维导致的自由主义的“没完没了的商谈”。
海德格尔谆谆教导的不正是，为了避免此世的沉沦，我们要不断的去绽出，去“在”起来吗？于是当校长海德格尔对德意志人民进行选举动员时，我们听到了这样的呼唤：德国的男人和女人们！领袖在号召德国人民投票。但是领袖对人民并无所求。相反，他正在把最自由的决断、最直接的可能性给予人民：它——整个民族——是否有自我生存的意志，或者没有这样的意志。⒅内容并不重要，关键是要做出决断。用施米特的话说，所以本质性的概念都不是规范性的，而是生存性的。⒆在另一处又补充说道，“若以规范的眼光看，决断没有任何来由。”⒇施米特的政治决断论也是一种存在论。关于这种存在论，卢卡奇给予了深刻甚至尖刻的揭示：

大家可以从施米特的法哲学的这些中心概念中清晰地看出，生存主义的思维方式要引导出什么结果来了：结果就是这样两个方面的联合，一个方面，极端贫乏而空无内容的抽象性；另一方面，非理性主义的任意武断。 (21)

这种毫无内容的抽象性正好迎合了某些对自由民主产生怀疑的心灵——当然，这里的自由民主是西方或美国式的，而这种怀疑自有其深刻的正当性，于是他们便将这种存在主义的思维方式应用到政治中去：政治就是区分敌友，所以政治就只能是主权者——无论以个人还是党派形式表现出来——的意志行为。任何社会发展与阶级状况的考量都成了无足轻重的要素，任何大众的民主诉求都是乌合之众的情感冲动，真正的决断只能掌握在超越性的主权者手中，大众所能做的，就是认清时代精神并且弃绝自己，投身其中。这归根结底是贵族式的认识论。
《理性的毁灭》的伟大之处就在于它揭示了政治自主性的虚幻，因为政治性只能来源于社会发展程度与阶级斗争状况。哲学或思想的深浅与正误取决于其进入社会的深度与广度，取决于其对客观现实所采取的态度。非理性主义起源于颠倒的世界观，这些主要思想家认识到到或直觉到现代资本主义世界的矛盾，但是他们并没有将自己的解决方式建立在对客观现实的分析之中，而是从观念本身出发，抛弃辩证法，将矛盾归结为理性的无能，从而诉诸于直觉或实用等非理性。他们没有认识到，非理性主义是资本主义发展的必然结果，只要资本主义存在，非理性主义就不可能被扬弃。以尼采为代表的思想家们，正是要通过否定进步，否定变化——同一者的永恒轮回，从而否定辩证法，来维持资本主义的非理性主义。他们没有或不愿去了解，面对这个铁的现实，只有两条路可走：一种是共产主义和唯物辩证法，另一种则是加强版的资本主义和非理性主义。
历史仿佛选择了后一条道路。在这个支离破碎的景观—消费社会中，如何去捍卫理性，如何去面对更加“自由民主”的资本主义，以及随之而来的犬儒理性（其突出表征就是文化多元主义和消费主义），从而阐述出新的解放政治，这是新的时代问题。

注释：
⑴卢卡奇：《理性的毁灭》，王玖兴等译，山东人民出版社，1988年版，第693页。
⑵卢卡奇：《理性的毁灭》，王玖兴等译，山东人民出版社，1988年版，第1-2页。
⑶同上，第72页。
⑷同上，第3页。
⑸萨弗兰斯基：《尼采思想传记》，卫茂平译，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5年，第71页。
⑹列奥•施特劳斯等主编，《政治哲学史》，李洪润等译，北京：法律出版社，2009年，第836页。
⑺卢卡奇：《理性的毁灭》，王玖兴等译，山东人民出版社，1988年版，第298页。
⑻萨弗兰斯基：《尼采思想传记》，卫茂平译，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5年，第309页
⑽卢卡奇：《理性的毁灭》，王玖兴等译，济南：山东人民出版社，1988年，第440-41页。
⑾同上，第442页。
⑿同上，第442页。
⒀海德格尔：《存在与时间》，陈嘉映等译，北京：三联书店，1997年，第20页。
⒁伊格尔顿：《审美意识形态》，王杰等译，南宁：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1年，第304页。
⒂卢卡奇：《理性的毁灭》，王玖兴等译，济南：山东人民出版社，1988年，第453页。
⒃施米特：《政治的概念》，刘宗坤等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04年，第5页，译文有改动。
⒄施米特：《政治的概念》，刘宗坤等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04年，第180页。
⒅同上，第144页。
⒆施米特：《政治的概念》，刘宗坤等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04年，第180页。
⒇同上，第21页。
(21)卢卡奇：《理性的毁灭》，王玖兴等译，济南：山东人民出版社，1997年，第596-97页。